杨光: 江派、团派、习家军|专制政党的高层派系政治(3)|民主中国

 

7.jpg无论是宪政民主政体之下的普通执政党,还是专制政体之下的永久“执政党”,政党领袖大批量地任用自己的政治亲信出任重要官职都是正常现象。不管是奥巴马还是川普,江泽民还是习近平,用自己人组阁,与政治亲信分享政权,这是他们都会做出的同样选择。但是,川普任命自己熟悉的、信任的、亲近的人士出任近五千个联邦高级职位,并没有人指责川普组建“川军”,更没有人担心美国高层政治陷入派系之争的泥沼,何以习近平任用数十个亲信故旧出任疆臣枢吏并试图在十九大上垄断高层重要职位,却被人们普遍指责为大搞“习家军”?

2017-1-15

江泽民的破格升迁打破了1949年以来的“接班人”遴选惯例和1981年以来的总书记任职惯例(此前,刘少奇、林彪、胡耀邦、赵紫阳在获得接班地位或总书记职位时均已担任政治局常委,华国锋成为“第一副主席”时虽不是常委,但已是国务院代总理且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验,而江泽民在天降恩宠之前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未曾有过一天中央工作履历)。在中共党史上,大概只有顾顺章叛变、向忠发(名义党魁)被杀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由不是中央委员的博古担纲“临时中央”可与之相比拟。如果没有“八九风波”,这样的高层异动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此亦可见1989年的红色恐怖对党内派系政治的扭曲有多么严重,对胡赵时期所形成的中共高层政治生态的破坏多么具有摧毁性。

1989年5月16日是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政治同盟破裂的日子。那一天,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披露了“十三大后重大问题仍然由邓小平掌舵,重要决策仍需向邓小平报告和请教”的党内“秘密”(其实这一事实举世皆知,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邓对赵的公然“出卖”感到惊愕并怒不可遏。邓及其家人认为,赵紫阳此举意在煽动民主抗议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将矛头转向邓小平,是“引火烧邓”、“保赵倒邓”。邓榕当晚就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质问了赵紫阳,赵百口莫辩,从此邓赵关系不可挽回。此前,邓小平虽对赵紫阳在学潮中的宽容姿态不太满意,但基于多年来对赵的信任与支持,仍然同意给予赵“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案留出足够的实施时间和施展空间。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邓的大秘书王瑞林曾要求赵在“五四讲话”中加入邓小平一贯关心爱护青年的内容,说明“四·二六社论”作出“动乱”定性之后邓仍在犹豫、观望,并未下定大开杀戒的决心。但5月16日赵戈会“泄密”之后,赵立即被邓所抛弃,赵的和平解决方案亦被同时抛弃。5月19日北京戒严,20日赵紫阳被软禁(一直被软禁至死),22日江泽民被秘密确定为赵的继任人选,十二天后“六四”惨案发生。

人们没有想到,没有一天中央工作经验、也没有政治野心、早就做好了两年之后在上海退休养老准备的普通政治局委员江泽民,成了这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屠杀事件的最大受益人。据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做出用江泽民(而不是现任常委李鹏、姚依林或乔石)顶替赵紫阳的决定用了五个小时时间。然后,邓小平对被召集到他家里开会的八个元老说:“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于让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我认为他挑得起这副担子。其他人有什么看法?”结果当然是全票通过。五月底,邓召见李鹏、姚依林,此二人在学潮、民运期间立场坚定,始终站在强硬镇压路线一边,且利用学潮倒赵成功,本来是满心指望顺位接掌总书记、总理职务的,不料白忙一场,替他人作了嫁衣裳。邓告诫二人“不要搞小派、小圈子”,不要对平白无故夺走大位的江泽民不服气,“要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此即所谓“核心”概念的最初版本。

邓小平之所以接受了陈云、李先念推荐的江泽民,一是街头运动事态危急,高层换马事出突然,邓来不及仔细考察、从容选择其他的人选,二是与毛泽东相中华国锋的理由一样,江泽民与当时因学潮、民运而愈益复杂、微妙的高层权斗没有关联,与邓陈两派持续多年的派系之争亦无瓜葛:江既不亲近赵紫阳,也不亲近李鹏;既不属于邓的“改革派”,也不属于陈云、李先念的“保守派”,在中央高层江泽民不仅是个新人,而且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几个月后,邓小平对基辛格说,“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恐怕这才是江泽民侥幸入选中南海的首要原因。

问题是,如果江泽民真如邓小平所期待的那样,不搞小圈子,不参与任何派系,他能够在中共高层站稳脚跟并巩固权力吗?在李鹏、姚依林对江泽民心怀嫉恨,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根本就不把江放在眼里,党内外、国内外几乎没有人看好江的前景——都把江泽民视为华国锋那样的过渡性人物——的情况下,不搞帮派、没有足够强劲的派系支持力量,仅靠邓小平戴在他头上的那顶“核心”冠冕,江泽民真的能够坐稳他的头把交椅吗?

严格说来,身在中共高层而不搞派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搞派系的领导人,成不了真正的中共领袖,不搞派系政治的中共体制,也不可能井井有条地正常运转。须知,派系政治是中共专制政体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中共高层政治的结构性特征之一,中共高层人物建立派系、参与派系并非异常现象或偶然现象,而是正常现象、必然现象。所以,邓小平指望江泽民、李鹏、杨尚昆都不搞派系活动,完全是异想天开。

显然,邓小平严重低估了江泽民拉帮结派的能力。即使是在邓小平仍然健在的时候,江泽民就已经开始利用邓的支持打击敌对派系,培植并经营自己的小圈子。最初,江泽民站错了队,在言论、政策方面倾向于陈云、李先念、李鹏、姚依林,体现出反改革开放的苗头。1992年邓小平南巡,公开表露出对江泽民的不满,隔空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杨尚昆追随、陪同邓南巡,杨白冰先于江泽民表态“军队愿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随之“改革派”群起反击,江泽民遇到了他成为“第三代核心”以来最大的政治难关。江泽民立即转向、及时归队,以对邓理论的高调吹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提法重新获得了邓小平的信任。经此惊吓之后,江泽民迅速还击,离间邓杨关系,在邓小平的帮助下赶走了“杨家将”。此举对江泽民稳固权位至关重要(若时任国家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杨尚昆和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的杨白冰兄弟不在邓死之前下台,江泽民将不仅永远与军权无缘,邓死之后难免还要面临赵紫阳复出的威胁)。1995年,江泽民又在曾庆红的策划下将李鹏亲信陈希同绳之以法。从此杨尚昆的军中派系完全瓦解,李鹏一派也不得不退缩隐忍,而江派则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权力斗争中步步为营,逐渐做大做强。随着1992至1998年间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姚依林、陈云、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相继过世,此后中共“八老”仅剩对江有恩的薄一波一人在世(邓九二南巡后薄一波则曾助江脱险),江派遂成中共高层最大的派系。事实证明,江泽民不仅是拉帮结派的行家里手(大多数政治观察家将此归为江氏亲信曾庆红的功劳,但江对曾识人善用,笼络得住、驾驭得住曾庆红这样的派系游戏高手,足以说明江的权术段位并不在曾庆红之下),也是中共高层派系政治新形态、新格局、新时代的开创者。

江泽民是典型的技术官僚。江熟悉中共官场运作,但只知做官而不识从政;小聪明很多,但大智慧欠缺;上下级关系维持得非常好,对每位中共元老都毕恭毕敬(江因对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殷勤备至而一直在社会上被谣传为李先念的女婿),但从来没有什么系统的“世界观”、价值观,也没有任何成熟的政见与主张。江在政治上可左亦可右,在经济政策上可改革亦可保守,其一切行动均以维护政治稳定、维护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为最高准则,是一个经济上的事务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江泽民身上的这些特点,实际上也是后邓时代中共官场的普遍特色。

从江泽民时代起,中共高层的派系构成与派系之争与毛、邓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就是:派系之间意识形态分歧淡化、政治色彩趋同,而各派系作为特权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则凸显放大。中共高层的派系,从江派开始,几乎就再也没有什么政治路线、经济政策、政见主张方面的对抗性分歧,各派系的形成与壮大也几乎与成员在政治路线上的一致性无关,而完全蜕变为山头老大与众喽啰、政治靠山与其附庸、职位提供者与官场追随者之间的利益结盟关系。简言之,江泽民时代以降的中共派系之争,主要是利益集团之间的权位与利益之争,而非政治上的左与右、经济上的改革与保守之争。江派如此,团派、习家军亦复如此。

当然,在中共高层,总是会有人左一点,有人右一点,有人比较开明,有人比较僵化,有人比较正派,有人比较邪恶,这些区别仍然存在,但是,这些区别并不重要,不是他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基本依据所在。倒是谁提拔了谁,谁是谁的门生故吏,谁和谁有旧交新谊,谁和谁来自于同一个山头,谁和谁有血缘或裙带关系,这些东西,才是九十年代江泽民掌权以来中共高层派系之生成和发展的真正粘结剂。江派、团派、习家军,全都是这种性质的高层派系。至于所谓上海帮、清华帮、“太子党”、石油帮、电力系、秘书帮、西山会、江苏帮、吉林帮、山东帮、之江新军、军工系、陕北系这些附属于江派、团派、习家军的内部支系,也全都是这种性质的党内派系。

谈论这些中共派系,一般谈不上哪派改革、哪派保守,更谈不上哪派进步、哪派落后,因为这些派系的组织机制及其存在价值,无非是为了争夺政治资源、势力范围与经济利益而安插亲信、布置党羽,上下攀援、权位分赃,主公施恩、僚属报恩,抱团取暖、党同伐异,资源共享、利益均沾,投桃报李、结伙贪腐。这种性质的派系,不论它在中共政坛上、官场上的政绩大小、功过多少、是成是败,某种程度上讲,它们都是一丘之貉。

江、胡、习时代的中共高层派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山头主义。如江派以上海帮为基础,曾庆红、朱镕基、吴邦国、黄菊、陈至立这些江派骨干力量均为江泽民主政上海时的亲信旧部,上海就是江派的主要山头。有些人曾夸大江泽民与朱镕基的政见分歧并因此认为朱镕基不属于江派,但江派本来就不以政见相同而划分,朱升任总理虽由邓小平提拔,亦离不开江的大力推荐,且江朱搭档期间正是上海官员吃香获得广泛重用的时候。同样的情形:团派以团中央为主要山头,习派以“之江新军”(即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省委班子)为主要山头。一般来说,从同一个山头下来的人更容易被原来的山头老大所信任、所提拔,也更容易结起伙来排挤、暗算其他山头的势力。

二是家长制与人身依附关系。中共高级官员加入某个派系,既不用发公文,也不必走程序,而是对号入座、心照不宣,只要在派系内部固有的主从、尊卑关系中承认对方的角色、接受自己的角色,自觉执行各自的角色义务即可。派系的形成并不是完全没有政见、路线方面的共同立场,但最重要的则是以人事关系为基础,是派系领袖与派系成员之间恩惠与忠诚、利益与感情关系的存在,是派系成员对派系领袖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一朝天子一朝臣”,“树倒猢狲散”,派系头领是否具有提供职位、庇护臣僚的能力,是利益交换关系、派系凝聚力、派系存续的关键所在。

三是派外有派、派里有系,每当旧派衰落,必有新派崛起。江派、团派、习家军是以三任总书记为“核心”的主流大派,每派里均有若干支系——比如新近成型的习家军里有之江新军、闽系、沪系、陕系等支系。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几乎每一个政治局常委或中央要员都有聚焦在自己名下的比主流大派较小的派系,比如江派曾庆红麾下有“太子党”、周永康旗下有石油帮、政法帮,团派李源潮麾下有江苏帮、令计划旗下有山西帮。习近平厌恶派系政治——实际上所有的“政治强人”全都厌恶派系政治——希望消灭一切“团团伙伙”,只留下习家军一派掌权,这样做当然不可能成功。最后的结果将是:当众派凋零、一派独大之时,即是其内部分化、自我裂解之际。昔日毛派独步一时、随即分崩离析,便是历史例证。

四是权力互保、利益交换。后邓时代的高层派系几乎不再有“凡是派”与“实践派”那样的思想理论或路线政策基础,而主要是恩惠—忠诚、庇护—报效的利益结盟关系定义了江派、团派、习派这些派系的使命。而若严格按照党纪国法,派系内部的恩惠—忠诚、庇护—报效关系均不具有正当性,一旦遭到敌对派系清算,任何派系活动,不论其是否被包装为符合组织程序和官方话语体系的、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具有拉帮结派、团团伙伙性质的活动,都将成为敌对派系指控其腐败的证据。习近平、王岐山通过反腐败而清洗异己派系,正是抓住了派系活动的腐败特征。

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承认中共是一个政党——虽然它从未依法登记,但它有章程,有政纲,有组织纪律,有党代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有讨论、表决、执行、监督的组织程序。按理说,有了这些东西,就没有必要再有派系——毕竟,派系或多或少是一种前现代的、黑帮化的产物。凡是派系所能做到的政治行为,政党都能以更公开、更透明、更组织化、更程序化的方式做出。为什么中共这样的专制政党的高层权力精英总是热衷于派系政治,而且使得派系结构超越正式组织结构成为高层政治的基本形态呢?

其实,无论是宪政民主政体之下的普通执政党,还是专制政体之下的永久“执政党”,政党领袖大批量地任用自己的政治亲信出任重要官职,而这些官职者通过正式组织程序之外的某种形式组织起来,以维护他们的共同主张或共同利益,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不管是奥巴马还是川普,江泽民还是习近平,用自己人组阁,与政治亲信分享政权,这是他们都会做出的同样选择。但是,川普任命自己熟悉的、信任的、亲近的人士出任近五千个联邦高级职位,并没有人指责川普组建“川军”,更没有人担心美国高层政治陷入派系之争的泥沼,何以习近平任用数十个亲信故旧出任疆臣枢吏并试图在十九大上垄断高层重要职位,却被人们普遍指责为大搞习家军?

原因就在于,川普对于联邦政府高级职务的人事任免权来源于宪法,植根于美国政党政治的传统,是循章依制、公开透明的政治行动,当然不会造成美国政府或美国共和党内部不正当的私人朋党性质的派系政治。但对于中共和习近平来说,其一,中共的统治地位没有经过民选程序的确认,习近平本人的权力来源尚且名不正言不顺,若再任用私党、培植亲信,就更加没有合法性了;其二,中共的人事任命传统,无论是“五湖四海”的明规则,还是“七上八下”的潜规则,都不认可党的领袖拥有任用亲信、排斥异己的法定权力,中共的组织纪律、“政治规矩”也一向以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为禁忌,不曾赋予任何党内派别以政治上的合法性,这种事情只可做而不可说、只可悄悄做而不可公开做。在这种极其扭曲的政治氛围中,应该说,高层政治的派系化正是专制政党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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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珉:十九大集权路上的祭祀羔羊(1)|明镜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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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站错了队,经济上又与今上处在两条路线上,在辽宁还默许拉票这种非组织活动,剩下的问题就是找个理由如何惩罚王珉了。这个时候,轮到王岐山出场了。

《大事件》第61期2016年11月

《大事件》特约记者 张合和

微信上最近出现了某律师这样的贴子:“2015年做的副省长的案子,今天当事人的儿子来秦城监狱探监,早晨来我办公室。我问:你爸状态怎麽样?他说还行,秦城现在都满了,两个人一间,我爸和证监会的张育军同室,正跟张育军学股票呢。”

明白人升官糊涂人进秦城

现在看来,已经两人一间的秦城监狱还要继续迎来一位新囚徒:前苏州市长、吉林省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曾经的十八大政治局委员竞争者王珉。

8月10日,中纪委一纸公告,宣告历经五个月关门审查王珉的四大成果:

1、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身为省委书记没有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换届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辽宁省有关选举发生拉票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2、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公开妄议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3、公款大吃大喝、顶风违纪,对抗组织审查;

4、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亲属从利益输送中获得经济利益;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反腐以来,王岐山帮习近平抓住的老虎已经数不胜数,政治问题腐败化处理成了固定模式,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这些人都是这样处理的。但在中纪委的通报中开门见山就对王珉挥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大棒子,这种毫不讳言公开直接诉诸政治化腐败案件的手法,王珉案件是一个新里程碑。

署名为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罗东川撰写的文章对中纪委政治化腐败案件提供了权威性解释:

【坚持从政治的高度把握案件的审理,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我们改变过去把大量精力放在贪腐问题、重点关注违纪数额的惯性,更加注重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及落实“两个责任”不力问题的审理,坚持从政治上把握问题,将具体个案的审理放在当地的政治生态中、放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局中把握,把审理每一起案件都当作严肃的政治工作来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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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王交叉下手辽宁

比较奇怪的是,中纪委列出的王珉四大罪中,回避了王珉最为关键的大罪:得罪了习近平。不过,中纪委不提,习近平轻信李希主持撰写的《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巡视“回头看”整改情况的通报》却明确说到了这一点。“省委原书记王珉妄顾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提出的“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的政治要求。

……

政治巡视专门针对王珉

2015年5月4日,李希出任辽宁省委书记,接替到龄的王珉,6月,陈求发从二线岗位湖南省政协主席位置上调到辽宁,接替李希任辽宁省长。《新京报》说,从省级政协主席直接转任省级政府一把手的案例并不多见。

2016年5月,中纪委宣传部长陈小江“空降”辽宁,出任辽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吴汉圣由营口市委书记,调任辽宁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6月,李文章由宁夏自治区党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调任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补齐苏宏章落马後形成的空缺。

2016年8月24日,福建省委原常委、厦门市委原书记王蒙徽出任辽宁省委常委,并接替曾维任沈阳市委书记。

对王珉的暴风骤雨般的打击是从2016年开始的。这是所谓的“辽宁政坛开启了震动模式”的开始。先是2月份,中央巡视首次杀出“回马枪”,对辽宁“回头看”。

财新网的报导指出,2016年2月底,中央巡视对辽宁、安徽、山东、湖南四省进行“回头看”,其中第三巡视组巡视辽宁、山东两省,该组组长由刚刚卸任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的叶青纯担任,副组长由刚刚卸任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并调往中组部工作的刘维佳担任,一个巡视组里两名副部级干部,实属罕见。

“回头看”第五天,已经从省委书记实权位置上下来并在人大赋闲的王珉被调查。王珉出事的最早消息是2016年两会期披露的。3月4日早上8点左右,赴京参加“两会”的辽宁省人大代表在代表团驻地还见到了王珉。当时正值早餐时间,看不出任何异常地回应地众人。可就在上午10时,中纪委就公布了王珉“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当天,王珉妻子张静在渖阳被中纪委官员以“配合调查”为由强行送往北京。

2016年6月6日,王岐山在辽宁省召开座谈会。

……

王珉对习的警告不屑一顾

尽管有习近平的当面警告,王珉似乎荏苒没有显示他效忠习近平的意思。《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巡视“回头看”整改情况的通报》铁路的信息是,王珉对习近平的警告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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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珉是第三个

从习近平的警告,王岐山的讲话到中纪委高官对王珉案件的解读,王珉案件的政治性已经相当明显。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麽习近平、王岐山要拿王珉做文章,废那麽大劲干掉这个已经半退休的前省委书记?

这几十年来,共产党新主上位,已经逐渐形成一个范式,它的权力祭坛必需摆上一个牺牲品,江泽民时代是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希同,胡锦涛时期是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到习近平时期,这个被选中的人就是王珉。

1986年至1994年间,时任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的贺阳写的《北京改革风云》披露说,1995年4月的某一天,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正在开北京市委常委会,中办通知他,江泽民、李鹏等要找他谈话。当时李鹏是总理,陈希同到了後,李鹏主谈,说陈希同经济上有问题。陈希同当时就急了,一拍桌子:“我告诉你们,我陈希同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说完拿起包就走了。

就在陈希同与江泽民吵完这次架之後,陈希同在当月的4月27日引咎辞去了北京市委书记职务,9月被以“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等问题”,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7月31日,陈希同被共产党的法院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

贺阳认为,陈希同所以被定罪,是因为“政治问题”,陈希同认为江泽民的资历不如自己。陈希同曾在《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说:“在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中,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对手会用一切卑鄙手段去夺取权力。”


李源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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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珉的政治理想为自己埋下大祸根

王珉的政治期望问题并不是中纪委8月10日公告中列出的王珉的四宗大罪之一,它出现在中纪委8月25日发出的《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巡视“回头看”整改情况的通报》中。这个通报全文近两万两千字,其中说到王珉的“政治期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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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击辽宁帮脚踢李克强

十八大前,《内幕》第十期介绍十八大政治局大名单时就预言过,王珉进政治局有难度。这篇报导说,当时有北京消息人士告诉《内幕》,“从目前的政情来看,他晋升政治局委员的机会已经不大。而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称,十八大後王珉将调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最後结果是,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曾主政东北两省的王珉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但未能再进一步,次年“两会”也未进入全国人大或政协担任副国级国家领导人。相比之下,以类似资历晋升副国级的有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和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接近的官场人士称,王珉的仕途就此看衰。

财新的《王珉沉浮》说,接近王珉的人士称,王珉从吉林去职一方面是因为2009年发生的通钢事件对他的打击很大,有些心灰意冷;另一方面,王珉期望在政坛上更上一层楼也希望离开吉林。

2015年5月4日,年满65岁的王珉卸任,两个月後被安排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至落马。

王珉被抓外加另外三只小老虎,现在的中国政治中心,除了北京,应该就是辽宁了。

山西成为坍方式腐败重灾区,是因为令计划与山西的关系,四川出了为数不少的大小老虎,那是因为曾经是周永康的地盘,辽宁是新四人帮成员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长期经营地盘,这次,习近平王岐山将辽宁当作眼中钉,自然可以当作是清洗新四人帮的继续。


陈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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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李克强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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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杂志

何频: 中共官僚难挑战習近平核心|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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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成为中共领导核心,并未遇到党内官僚和退休官僚强大挑战。成为核心后,权威、权力除非发生不可测的政变,否则不会遭遇一般意义的挑战。

2016-11-24

习近平在没有正式被确认为核心之前,有很多疑问和传闻,而六中全会被确认为核心后,仍有很多疑问。最具代表性说法,是毛泽东那一代的核心,是通过战争洗礼而确定领导核心地位;邓小平核心则既经过激烈权力斗争,也是因改革开放这个重大决策,且主张和实施“六四”大屠杀,使其成为核心;江泽民核心是元老们给他“封圣”;现在习近平被称第四代核心,是习近平自封,所以成为核心之前,党内遇到很大阻力;成为核心后,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真正具有核心的权威。

从另一个角度看,毛泽东、邓小平成为一代核心,所处艰难环境,一点不比习近平容易。因为当时的同志,是一起闹革命、经过无数次残酷权力斗争;即使成为核心后,毛泽东一直遭遇来自一起闹革命的人挑战,始终缺乏安全感。实际上,第一代领导者虽用残暴手段成为核心,但他们安全感最低。邓小平比毛泽东相对安全,虽然他和元老们也有分歧,但元老们由于身体原因,经过几次权力斗争疲惫、对自己家庭利益的考虑,对邓小平的挑战减弱了。当然,保守派的陈云和其他元老,对邓小平仍有牵制作用。

江泽民核心虽源自元老们恩赐,但随着元老们衰老,一个个去世,江泽民权威也慢慢在党内建立,而同级别的同僚对他不构成挑战。

到习近平这一代,既没有经过战争,也没有参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权力斗争;他也没有在福建、浙江和短暂上海工作期间做出令人震撼、具开创性的政绩。同僚中,无论政治局常委、委员层次,更不用说省部级层次,这些人的政绩、能耐、道德威望,没有几人能构成对习近平的挑战。

习近平在党内其有法统地位,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头衔之外,还可利用官员们腐败,对付一切可能的挑战。几乎所有高官,尤其政治局委员、常委们,家族贪污腐化辫子比比皆是,很容易被用反腐名义制约。所以他们没有能力挑战习近平,没有道德勇气挑战习近平。由于成长于这个官僚体系,必须放弃独立人格、学会服从,才能爬到高位。而退居二线的元老们,无论原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多数人乐于享受奢侈生活,维护自己家族利益,同样没有底气、勇气挑战习近平。

习推动政策 面临官僚队伍怠工

六中全会前,虽有一些诸侯、地方领导、地方官员提出习核心说法,但一段时间后又平静下来,并不是因习核心称号遭到党内反弹,更大可能是因习近平是相对较规矩、较正统的人,不希望通过不规范方式,把自己莫名其妙成为核心。他需要通过中央全会的正式途径,来确定核心地位。

习成为中共领导核心,并未遇到党内官僚和退休官僚强大挑战。成为核心后,权威、权力除非发生不可测的政变,否则不会遭遇一般意义的挑战。

习近平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几个层次,第一,面对这样的官僚队伍,一批靠吹牛拍马、弄虚作假、行贿受贿,拥有升官的便利条件,比如靠少数民族、女性、某一界别代表,才成为中共官员。这批官僚不是经过竞争选举上来,也未通过战争洗礼,更不是通过残酷政治斗争上来。他们平庸、腐败,缺乏做事动力;做任何事情都要承担责任,有些人怕沾麻烦,有些人怕后患无穷,所以宁愿选择不作为。这种不作为是隐秘、隐藏的,很难实实在在抓住把柄。这是官场最安全的方式。

而习近平要推行理想和政策,面临官僚阶层全面怠工问题,他很难用空洞政治说教和传统意识形态,鼓动这批人干活。他面临官僚阶层的普遍性怠工。

第二个是制度性问题。中共经几十年暴力革命和几十年执政,建立一套又一套官僚体系等级制度,遵循利益分配原则;这个规则决定腐败的制度,保证级别不同、职务不同,拥有的搞腐败条件也不同:一切不是按劳、按需分配,而是按权分配。这种制度固化,官僚要在权力结构中拾级而上,成为中共各阶层领导人,不可能回避、弃用这套官僚化程序、已经固化的制度。

(待续,下文请见本周日世界论坛。作者何频系明镜集团董事长,近出版有《雄心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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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 专制政党的高层派系政治(1): 国共蒋、毛时代的派系之争|民主中国

17.jpg通常,民主政体大多实行政党政治,而专制政体——无论其是否允许派别活动公开化——则大多会沦为派系政治。虽然专制政体在名义上总是以“集中统一”、“保持高度一致”为体制目标,但事实上,极少有哪一个专制政府或大独裁者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即使是像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那样实行内部严密监控、全面封杀小团体活动空间的极权主义政体,也未能真正禁绝体制内派系的生存与发展。

201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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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派系(网络图片)

通常,民主政体大多实行政党政治,而专制政体——无论其是否允许派别活动公开化——则大多会沦为派系政治。虽然专制政体在名义上总是以“集中统一”、“保持高度一致”为体制目标,但事实上,极少有哪一个专制政府或大独裁者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即使是像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那样实行内部严密监控、全面封杀小团体活动空间的极权主义政体,也未能真正禁绝体制内派系的生存与发展。极权体系的巨大压力往往只是使派系活动更加隐秘化、黑箱化、非组织化、非程序化、乃至极端化罢了。

中国历来有派系政治传统。古时候叫朋党,比如,东汉有党锢之祸(宦官、外戚与豪族之争),魏晋有门阀、士族之争,唐朝有牛党、李党之争,明朝有东林党、宣党、崑党以及阉党之争,清朝康熙年间有“太子党”、“四阿哥党”、“八阿哥党”恶斗,清末有帝党、后党,改良派、保守派之争,体制外则有革命派、立宪派之争。近代以来,当西方政党制度被引入中国,宪政型政党、选举型政党未能在中国政坛立足,采取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专制型政党却如鱼得水、“野蛮生长”,一党专制遂取代传统帝制,而成为现当代中国政体的“新常态”。此际,古时的朋党政治则化身为近现代的派系政治。

某种意义上,凡有政争,凡在官场,则必有朋党、有宗派、有派系。这已经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盖因任何政治运作都必须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单枪匹马、孤立无援的“独狼”是不可能在官场、在政坛长久生存的。民主政治的运作以政党政治、公民社会、街头运动等普世化的合法组织方式而展开,专制政治则只能以没有合法性的、半公开的或完全隐秘的朋党政治、派系政治方式而展开。套用一句列宁的名言:专制政体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派系纠纷和派系政治。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说过一句名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是他对国民党“党权”扩张与“党国”理想的夸张描述。蛰居延安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后来嘲弄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这个议题上,当然,毛泽东比胡汉民要更正确一些。不过,毛泽东认为“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却并不正确:一如前述,“帝王思想”并不能遏止党争,反而会滋生并助长党争,帝制独裁政体实乃朋党之争的温床;再者,大凡精明强干的帝王,都不会像雍正皇帝那样真心乐意于消灭党争,而是更喜欢制造党争、操纵党争,玩弄派系平衡、严防权臣专权、一派独大,从而凸显帝王凌驾于各派之上的至高无上地位与威严。刚去世的备受国民爱戴的泰王普密篷,正是在泰国数十年激烈的政治派系斗争中建立起其国之所存、民之所安、一身所系的崇高地位。若泰国河清海晏,立宪君主的政治制衡作用原本应该是极其有限的。其实,毛泽东本人便是玩弄帝王权术的高手,曾以极其娴熟的手腕大搞树立对立派、制衡当权派,拉一派、打一派等帝王驭人之术。

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政党——国共两党——都是采行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政党。在名义上、组织纪律上,都公开反对派别活动,且严厉制裁“宗派主义”。但事实上,派系政治从两党诞生之日便一直存在,且必与两党存亡相始终。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中华革命党(1914,孙中山)、国民党(1912,宋教仁)、同盟会(1905,孙中山、黄兴)。自同盟会时代开始,革命组织内部便有复杂的派系之争。同盟会的派系斗争既有政见分歧的一面,亦有地域主义、山头主义的一面。原属湖南籍革命团体华兴会的成员黄兴、宋教仁等人,原属浙江籍革命团体光复会的成员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与首席革命领袖孙中山及其广东籍亲信之间屡有矛盾和冲突。辛亥革命胜利后,在中华民国首届国会选举中获得大胜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身亡(此案断送了民国宪政的光明前程),许多人认为袁世凯是幕后元凶,但从公开披露的案情及其颇为诡异的侦办过程来分析,被宋架空的名义领袖孙中山的亲信陈其美其实暗杀嫌疑最大,故不能排除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的牺牲品(而在此之前,前清革命史上一向与孙中山不和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即被陈其美、蒋介石所暗杀)。

在广东革命政府期间,受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信赖且自视为革命正统的粤籍干部(孙的亲信班底有“上三”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下三”朱执信、邓铿、古应芬,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与外省籍干部之间,联俄、容共的坚定支持者(如汪精卫、廖仲恺等)与持反俄、反共立场者(如邹鲁、林森、张继等)之间,亦出现了派系纠纷,只是慑于孙中山的巨大威望而维持着表面团结。

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群雄竞逐、派系林立。蒋派异军突起,反俄、反共的党内元老结成西山会议派。从北伐战争至全面抗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在中央层面一直都有蒋派、汪派、胡派三大派以及西山会议派、太子派(孙科派)、改组派(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再造派(奉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长期争斗,不断分分合合、缠斗不休。由于胡、汪二人积怨甚深,故三大派之间或蒋胡合作以拒汪,或蒋汪合作以拒胡。但是,在因蒋介石软禁胡汉民而导致宁粤对峙期间,一度出现了胡汪合作、党内粤籍势力联合反蒋的局面,使得带领国民党取得北伐胜利、形式上统一了全中国的蒋介石不得不委屈下野。直至胡汉民去世、汪精卫附日,中央层面“反蒋派”与“拥蒋派”的长期恶斗才尘埃落定,蒋介石才终于成为无可争议的党国最高领袖。在央地关系层面,则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全程,始终存在着新老军阀、地方实力派(如桂系李宗仁、晋系阎锡山、西北冯玉祥、东北张学良以及陆荣廷、张发奎、唐生智、陈济棠、龙云、刘湘等地方军政集团)的相互争斗与对中央权威的挑战。而在“拥蒋派”内部,又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之争。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从未摆脱派系政治的负面干扰,虽然在蒋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终究其统治根基还是被其党国专制政体之下的恶性腐败和派系恶斗所摧毁。

中共是苏俄渗透和干涉中国革命的产物,最初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俄国人提供的经费、按照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指示而建立起来的傀儡党。李大钊在创建中共时已秘密加入联共,并充当苏俄间谍搜集中国军事情报。陈独秀是在被北大解职、精神落寞之际,经李大钊介绍而结识了俄国人维经斯基。同一时期由维经斯基暗中撮合、参与建党的还有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但遭到了戴、张明确拒绝。早期中共党员除李大钊等极少数人有固定职业之外,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没有任何正当收入的职业革命家,全由俄国人提供生活费和活动经费。就连中共一大代表的路费也是共产国际发的。所以,早期中共几乎完全由苏俄掌控,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那兹等共产国际赴华代表是实际上的中共最高决策者和幕后操纵者。当然,背后大老板则是斯大林。

早期中共即有派系之争。创党领袖陈独秀性格桀骜不驯,兼有名士脾气,对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及其在华代理人的太上皇地位一向有所抵触,与苏俄培植和豢养的更加听话、更加亦步亦趋的年轻一辈共产党人并不合拍。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之后成为替罪羊而辞去总书记职务,随后又因为在“中东路事件”中公开反对中共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的汉奸政策(陈指责中共出卖国家“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与彭述之、郑超麟等几十个中共“老干”公开反对斯大林、赞成托洛茨基并成立托派组织“无产者派”(该派别后来与四个托派小团体合并成立“中国共产党托派中央”)而被开除党籍。陈独秀既是中共创党总书记,也是九十多年党史中唯一一位敢于公开建立党内反对派的中共领袖。

陈独秀之后,中共不再有公开、透明的派别活动,但派系之争从未停止。井冈山上有朱毛两派之争,毛泽东的总前委书记一度被陈毅夺权,“古田会议”毛泽东扳回败局。在江西苏区,代表中央权力的苏俄傀儡派与以毛为代表的本土实力派展开了多年较量。项英、任弼时夺了毛泽东在苏区的党权,宁都会议周恩来夺了毛泽东在红军的军权。临时中央进驻瑞金之后,毛派陷入低谷,“最高三人团”(博古、周恩来、李德)事实上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为核心。“长征”期间中共与苏俄之间中断了援助渠道与通信联络,这才为毛泽东打赢翻身仗提供了机会。遵义会议上毛周结盟,李德、博古失势,张闻天(洛甫)成为名义总书记。中共在延安立足之后,毛泽东因独揽军权而逐渐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袖,便着手向历史上曾经反对过毛的派系势力寻仇报复。延安整风毛发起对所谓“教条宗派”(王、博、洛、稼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留苏集团)和“经验宗派”(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中共军政元老)的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毛泽东扶植亲信、构陷异己,重用刘少奇、康生、彭真等阿谀者和政治打手,发动个人崇拜运动,将自己捧上神坛,定为中共一尊,党内各派不得不彻底降服称臣。中共七大建立了一个毛泽东高高在上、毛派独领风骚的党内政治结构。

中共“建国”不久,在延安整风中崛起的刘少奇一派因权势过重招致毛泽东不满,毛派因政治歧见、权力分配发生内部分化。毛调“五马进京”(东北高岗、西南邓小平、中南邓子恢、华东饶漱石、西北习仲勋)以分割、牵制刘少奇、周恩来,其中尤以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位高权重,一度形成刘、周、高并驾齐驱且高岗略显强势的新格局。经常与毛密谈、深受毛信任的高岗公开宣称中共分为以毛为首的“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以刘为首的“白区党”,而刘党正在威胁毛党。他还认为高层有“刘少奇的圈圈”和“周恩来的摊摊”,并通过“批薄射刘”、“讨安伐刘”等受毛暗中支持的公开活动和偏离毛授意的私下串联开展反刘反周派别活动,高岗得到了林彪、彭德怀、习仲勋、饶漱石的支持却遭到邓小平、陈云告密,事败之后遭毛抛弃。邓小平是高饶事件的最大获益者,中央一线由刘、周、高变成了刘、周、邓,这大概就是邓小平拒绝为莫须有的“高饶反党联盟”平反——哪怕是局部平反——的真实原因。只是毛没有想到,邓小平和刘少奇越走越近,辜负了毛以邓制刘的初衷。刘邓都属于毛派,但刘是延安时代的毛派,邓加入毛派的时间更早,在江西苏区已是所谓“邓毛谢古”派(此处毛指毛泽民)的头子。

五七年反右,事起于毛邀请党外知识分子帮党整风。毛的本意其实是利用党外力量冲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当权派,却被不识抬举的“右派分子”将批评矛头直接对准了毛和党本身。整风转成反右,反而使刘少奇、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刘系人马的权力更加巩固。三年大饥荒使毛的经济路线彻底破产,从而加剧了毛对刘的疑忌,毛遂启用江青、林彪组建新的嫡系班底。此二人一个是毛的老婆,一个是从井冈山朱毛之争起就一直在所有的党内斗争中坚定拥戴毛的毛派嫡系,由他们组成的文革派,堪称毛派中的毛派。结果在打倒刘邓之后发生林江分裂,林派骨干成员在九大选举中集体不投江青的票,在庐山会议上又集体围攻文革小组干将张春桥。从此毛林交恶,林彪之子林立果更试图刺杀毛泽东。

“九一三事件”后毛派在自我孤立的道路上愈行愈远。长期充当毛派帮凶的周恩来因不受毛夫妻信任而身心备受摧残,文革中幸存的老干部和“九一三”后复出的老干部迅速在周恩来、邓小平身边结成新的反文革政治联盟。而毛最后选中的“老实人”华国锋,以及毛寄望拱卫毛家利益的大内总管汪东兴,军政实力派陈锡联、吴德等文革受益者团伙亦在毛死之后立即选择了集体背叛。轰轰烈烈的文革遂以派系斗争中毛派的不断萎缩、众叛亲离、内外夹攻、家破人亡而告终。(待续)

民主中国

郭大眼: 六中全会“核心”之争|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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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核心意识、明确领袖核心,是应对复杂战略环境、战胜多重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
2016-10-26

目前正在北京举行的六中全会,是明年中共十九大人事大调整前最重要的一次全会,举世瞩目。虽云此次全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议题下,目标是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但外界更关注的,其实是中共高层会后的人事动向,乃至于权力和派系斗争。

不过,从全会前在中央电视台接连播出八集“永远在路上”的反贪腐“大制作”中,以落马高官周永康、令计划、白恩培、吕锡文等先后亮相,来衬托、归功最高领导人的反腐成就和决心,加上官媒上周发表的“崛起呼唤强大领袖核心──公众核心观念与核心意识调查”来看,相对于甚么“从严治党”,“呼唤核心”似乎已经成为这次全会更重要的主题。

若嫌这样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在全会开幕当天,官媒引述大将黄克诚在八十年代初一篇文章称,抗战时期,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工作,“嘀嗒、嘀嗒”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全党全军同志都无条件地执行。官媒称,为什么仅凭“嘀嗒、嘀嗒”,就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让全党行动如一人?

文章自问完后接著自答:这是因为,延安时期,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有效的党内思想教育,扭转了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向党中央看齐,维护中央权威、贯彻中央指令,为著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该文将当今最高领导人与雄才大略、一言九鼎的毛主席相提并论。至此,中央授意官媒在全会前为“核心”正名造势之意图,已昭然若揭。更何况,党的最高领导人近日还赤膊上阵,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明确强调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呼唤核心”可谓已从政治暗示的幕后,走到了政治表白的前台。

对于何以在此时此刻营造领导核心,官方的解释是:越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历史时期、重要时间节点,越离不开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离不开引领时代的领袖人物,令政令冲出中南海。

同时强化核心意识、明确领袖核心,是应对复杂战略环境、战胜多重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而当今最高领导人的大国领袖特质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由衷认同,社会各界对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进一步明确当今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地位高度期待。

除了“枱面上”的理由,还有婉转的理据。那就是先肯定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绝口不提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三千万人民死亡及十年文革的浩劫,然后跳到一九八零年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不过,当今最高层似乎认为,当年由邓小平及胡耀邦主导,旨在规限党内独裁专断,防止阴谋家对国家民族造成深重灾害的相对民主、集体领导的准则,在推行了三十多年后,又历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现在已经不合时宜,需要改变,并美其名曰“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这就是六中全会前政治局会议所强调的“既要集中,又要民主”的因由,但官方没有对外交代的关键是,箇中究竟占几多集中?又有几分民主?按十八大以来最高层种种以反腐为名、权斗为实的部署和决䇿,无疑是要改革、背弃邓小平分散权力,由常委集体治国,从而防范毛泽东晚年的专断独裁再现的“新方向”,所以中央才会鼓动官媒,不顾独裁会陷亿万同胞于水深火热的“负面”危机,片面而盲目地吹捧树立领导“核心”的逼切需要。

归根究柢,最高领导人恐怕是为了在明秋的中共十九大上,在被称为“党中央”的中央委员会、负责重大决策的政治局,乃至于政治局常委会上,争取安插自己的亲信,若未能在六中全会上获得“核心”的称号,则将丧失在包括高层人事任命等党内重大议题上,发挥一锤定音的最终决定权。

事实上,当今最高领导人掌权四年以来,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惊人魄力和决心反贪腐,赢得低层老百姓的称许之馀,在其阀除政敌和异己的艰巨过程中,几乎将所有政治派系的各级官员和利益集团都已得罪殆尽,一旦像今年三月两会前卯足气力让近二十名省委书记“劝进”核心而不果,没法以核心的权威主导十九大的高层人事布局,政敌起而反扑的话,则随时有其羽翼下派系全覆灭之虞。

东网

中纪委权力升级: 除了反腐, 还有“政治体检”|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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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腐机构,近来中纪委却承担起了政治监察部门的角色,要求官员向习近平示忠。巩固权威的背后是领导人对苏联式垮台的担忧。

储百亮 2016年10月24日

 

题图: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共产党的反腐委员会承担起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即政治检查机构,调查中坚力量对习近平及其议程的责任感。Jason Lee/Reuters

北京——调查人员突然来到政府机构和企业董事会会议室。他们盘问手握重权的官员,并常常指责他们缺乏热情。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坚定不移地忠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共产党。

他们是来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巡视员。他们最近在很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巨头策划的羞辱性场面,是其权力扩大的最显著表现。

北京的纪念品上印着毛泽东、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的照片。反腐运动的时机选择似乎是为了在习近平准备开始作为党的领导人的第二个五年任期时,巩固他对权力的控制。Wu Ho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9月,习近平(左)和掌管反腐机构的王岐山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多人认为,长期与习近平结盟的王岐山是中国影响力排名第二的官员。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该委员会通常被视为中国的反腐机构,但近来越来越多地担负起政治监察部门的角色,在调查党内中坚力量对习近平及其议程的忠诚度和责任感的同时,巩固了自己作为习近平的主要政治执行机构的地位。

“不仅仅是反腐,在中央掌控方面权力还要大,”康奈尔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政治学家万家瑞(Jeremy L. Wallace)说。

习近平将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要求严格服从命令。会议将于周一在北京开幕。该委员会预计会发布“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规定,特别是针对党内高层。这会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拥有更多监督和惩罚官员的权力。

此举反映出了习近平在为自己的国家领导人第二个五年任期做准备时的野心和担忧,也证实了中纪委和它令人生畏的书记王岐山的崛起。王岐山长期与习近平结盟,现在被很多人视为中国影响力排名第二的官员。

但没有什么能像中纪委那些令人胆怯的巡视员那样,把这项新命令描述得这么直白。中纪委把相关检查称作“政治体检”。他们对外交部财政部中宣部等重要部门以及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审查。

中纪委的调查人员表现出了一种让被调查者感到愧疚的权力展示,整个过程已经演变成一种指责和悔悟的仪式。

比如本月在公安部位于北京的总部,数百名官员齐步走进一个大礼堂,聆听调查人员严厉指责公安部高级官员缺乏“政治鉴别力”,并要求对习近平和共产党更加忠诚。

然后,他们最大的领导、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起身表示悔悟,承诺会让部下“更加坚定自觉地”服从习近平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他承认,要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尖锐地警告官员,面对他领导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红脸出汗要成为常态”。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目标是中宣部。今年6月,中纪委指责中宣部“缺乏活力”,并表示“有的领导政治警觉性不高”。

对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党内机构的批评,引发了对习近平领导的政府高层存在派系分歧的猜测。但数十个党政机构均受到了类似的斥责。

中纪委甚至还参与了习近平经济政策的实施,包括为缓解煤炭、钢铁和其他工业产品供过于求的形势而展开的多项行动。

但其核心工作是关于对党,以及被称作“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的忠诚。

“党中央权威,全党都必须自觉维护,”习近平在中纪委网站最近刊登的讲话中说。“决不能表面上喊着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没当回事。”

要求更严格的忠诚的根本原因是担忧,是领导人挥之不去的有关共产党会在苏联式的崩溃中垮台的噩梦。

“在党内重建一个纪律严明的等级结构是为了避免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在苏联看到的垮台,”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政治学家墨宁(Melanie Manion)说。“我觉得习近平认为中国正面临很大的风险,但习作为领导人的身份同样有很大风险。”

这场运动的时间安排似乎为了巩固习近平对权力的控制,因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即将启动让他获得党的总书记第二个五年任期的计划。

一些官员公开发誓维护他的“绝对权威”。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港口城市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一次会议上发誓,以此回应中纪委检查员对天津的批评。“坚决维护领导核心的绝对权威。”

对习近平而言,中纪委证明是一个功能多样的机制,既可凭借其打垮或恐吓潜在政敌的辅助能力打击腐败,现在又能用它强迫对方忠于自己。中纪委的负责人王岐山则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两人相识于60年代。当时正值文革时期,他们作为青年人被送到乡下劳动。

长期以来,中纪委一直有权不经法院批准秘密羁押官员,是一个有争议且令人生畏的工具。但过去的领导人缺少打击腐败和滥用职权行为的威信。自9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以来,中国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现象盛行。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王岐山让中纪委摆脱了组织束缚。这些束缚一度让地方官员得以阻碍中纪委的行动。并且王岐山对这项任务充满热情。

去年,王岐山在一次面向自己领导的巡视员的闭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这个挑战最让我们担心的是来自我们内部,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来自于我们党的内部。”他的讲话内容被泄露到了网上。

他对他们说,这种压力不会结束。“我说这恐怕有开头之日无结束之时啊,因为一反弹恐怕要出大问题啊,”他说。

两项任务齐头并进。习近平和王岐山认为,腐败是党内控制减弱的征兆,并且还会滋生不忠诚的小集团、对政策的抵制和幻灭。他们担心这些暗流会破坏习近平及其恢复党的权力的计划。

在实践层面,反腐运动剥夺了数以千计的地方官员的非法收入,引发了忠诚运动旨在根除的不满。

“反腐运动在政府官员中引发了大量愤恨和怠工情绪,”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研究中纪委的讲师李玲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政治纪律是镇压那种不满并重新创造对公共服务的激励。”

迄今为止,尚没有公开反对该运动的迹象。但有人担心,它可能会影响习近平振兴经济的行动。

随着中纪委参与实施经济政策,审查国有公司和银行,外国投资者开始担心对他们在中国的生意伙伴和客户的影响。

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吉莫曼(James M. Zimmerman)称,受到中纪委调查的中国公司数量已经从2013年的六家增至去年的至少60家。

美国企业不应容忍腐败,他说,但“我们非常担心中纪委调查逐步扩大的规模和不确定的持续时间,调查似乎已经扩大到了全国,几乎涉及各个经济领域。”

专家和投资者表示,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中央集权、连续不断的检查和服从命令的要求削弱了政府官员的士气。中国过去的经济复兴动力往往源自让官员承担风险,但向最高领导人示忠的持续压力使人心生谨慎。

就连官方新闻媒体和习近平的一些支持者也开始间接地承认,官员的压力正在产生影响。

“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政治就变得非常焦灼,习主席就面临全国范围的软抵抗,”北京的人民大学政治学家金灿荣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

“地方精英、地方政府普遍的不作为,”他说。“没有人反对,但是没有人干事。”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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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执政下, 中国经济决策发生了致命变化?|德国之声中文网

11.jpg有美国学者提出:习近平上台以来,经济大权被从国务院转移至党中央,这造成了中南海南院与北院间的不和,影响了中国改革进程,也给中国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让我们来聚焦北京经济决策过程及其影响。

2016-10-23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将于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目前外界关注的焦点是涉及未来人事变动的权力格局,以及中国经济的下一步改革与转型。

对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诺顿(Barry Naughton)来说,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这位美国学者在一份关于”中央经济决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习近平显著地将经济决策从政府收归于共产党,自己对关键经济政策进行最终拍板”。

大权集于一身 

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除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外,还是”军委联指总指挥”(总司令),此外他身兼7个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香港政论家林和立告诉德国之声,习近平在经济方面抓权表现很明显。”在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的时代,中国对于经济方面的最高决定权在于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而从赵紫阳开始,该小组的组长通常是国务院总理。可是习近平在十八大上台以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就变成了习近平,李克强任副组长,这是一件事”。此外,新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涉及的明显多是国务院总理职责,而组长也是习近平。

与此同时,他也提到了其他的一些事例。”今年5月8日,《人民日报》就经济决策问题采访了一位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没有用真名,但很多人后来发现接受采访的是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刘鹤。在访问中,刘鹤批评了国务院的经济决策。”

林和立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决策是两套班子,”一套是党为中心,也就是习近平,另一套是国务院为中心,也就是李克强,而主导权明显在于习近平”。

为何会出现这种决策转移?

德国发展协会的亚洲经济问题专家菲舍尔(Doris Fischer)教授也观察到了北京经济决策方面的权力转移,并分析了其背后可能的原因。

她表示,领导人换届已经过去四年了,当时就很明显,此前十年、十五年里的中国经济模式不可能持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改变。

“习近平塑造强人形象,一方面是出于权斗;此外,在过渡时期还能感觉到,国家本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需要管的事情,然而实际上,却像以往一样,管了很多本来不需要管的事情。……在换届时,北京政府自己也深知,经济体制存在问题,需要改革,认为需要更强的领导层、更多集权、更多管控,来解决问题。

菲舍尔表示,集权一方面恐怕并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自相矛盾的 “,她将些矛盾称为”政治体制的代价”。

她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中央)说想在社会中大力鼓励和支持企业界和创新,然而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层面上,却加强了党对言论自由、媒体和教育体系等等的管控,这两者在我们看来,并不相符、并不配套。”

China Personenkult Teller mit Bild von Präsident Xi Jinping (picture-alliance/AP Photo/A. Wong)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习近平上台后,毛时代的领袖崇拜有卷土重来之势

重返毛时代?

在一些分析家眼中,习近平的执政充满了”毛时代”色彩,北京的权力架构也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文革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看来,确实从各个方面来看,党都加强了控制,也形成了党在经济领域的决策主导权。他对德国之声说,”这个有向过去体制回归的迹象,但不好说是’文革期间’。文革时党主导一切,……那时候指导经济工作主要是国务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而大跃进时期则例外,那时毛泽东抛开党组织,经济方面也是一切听从他的指挥。现在这种情况很难说是党的专政,而只能说是领袖专政,个人专政”。

谈到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六中全会时,林和立也表示,”中心就是拥护习近平”。”除了宣布新的反腐败举措外,也会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核心权力。过去3年,常提到要遵守政治规矩,而什么是遵守政治规矩呢?就是拥护习近平。还有一个新说法’不可以妄议中央’,主题就是要听习的指挥,不允许批评习。”

中南海南院北院之争?

在国务院总理的权力被限制、甚至被部分架空的情况下,外界关于习李不和的传言不断。《华尔街日报》今年7月曾报道称,习近平与李克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文章援引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诺顿称,”李克强被放在了一个无能为力的位置上,而经济决策已经完全被转移到习近平手中,李克强对此一定不满意,两人之间的关系很难维系”。

香港学者林和立也认同这种观点。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提到:”大约十天前,北京召开了一场很重要的关于国企、央企的会议,李克强因为正在澳门访问而没有出席。还有其他例子,很多重要的经济会议都是李克强不在北京的时候,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这不是寻常的情况。”

China Abschluss Parteitag KP (Reuters) 10月24日,中共18届六中全会召开,习李关系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对于中国经济和改革的影响

在经济学者胡星斗看来,外面猜测”中南海南院北院有分歧,或者说,党的系统和国务院系统有争议,这个我们是无法确定、无法证实的,不过高官之间有分歧也是正常的”。他表示, 关键在于党或者政府领导人是否懂经济、懂科学规律、懂现代文明。

“我觉得如果这些他都懂,其实谁来抓都差不多。比如俄罗斯的体制、法国,还有美国,都是大事总统说的算。对于中国来说,没有明确说是党总书记说的算,还是国务院总理说的算,关键是谁懂经济、谁能把中国经济引导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胡星斗表示,就怕不懂经济,最后把中国经济越弄越糟,弄得社会民怨四起,这就成了真正的问题。

香港学者林和立的表述则更加直白。”(对经济)影响当然是负面的。习近平个人对于经济不是太熟,而且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倾向保守,而他在经济方面也是比较保守的–因为要巩固共产党领导经济的权力。在这个前提下,很难做出很多倾向于市场的改革。李克强主要是主张市场力量主导经济发展的,这个习近平是不同意的。”

早在2015年3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就曾发表名为《在波浪中航行: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决策》的报告,称习近平上台后的大权独揽赋予了他推动改革的资源,然而这无法确保习近平和目前中国的决策者能在经济波浪中稳步前行,而”习近平的这种集权与他所提出的经济改革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华尔街日报》7月的那篇报道还援引中国国资委的一名高官称,”上面没有明确的指示”,”大家都等着看别人怎么做”,结果是”无所作为”。而诺顿则在其报告中表示,习近平在经济上的抓权”导致政策无法得到充分指定和落实,也导致政策承诺的不稳定、不一贯”,这让地方官员在落实时过于束手束脚、谨小慎微。

林和立认为,上述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这个对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很不利的,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上台4年以来,我们没有看到什么重要的市场化经济改革。”

China Lianyungang Bau des Atomkraftwerk (Imago/China Foto Press) 经济学者菲舍尔说,中国国内的经济气氛很糟糕

高增长不代表经济健康

 

诺顿在报告中还提出不清楚中国当权者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评估经济决策的,而年增长率不低于6.5%这样”完全肆意的标准影响着经济决策的质量”。

德国经济专家菲舍尔也认为,特定的增长数字是很肆意的指标,并称”这种肆意性也可以从这一点中看出来:中国政府每次下调经济增长率是都只有0.5%。……如果有6.5%的增长率,这个增长就是健康的吗?”她表示,很难衡量哪些是好的指数。从投资人、民众、毕业生、外企等社会不同阶层者的角度出发,看法也会不同。”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胡星斗表示,”传统来说,中国经济决策的评价标准就是经济增速、财政收入这些硬指标。现在,无论是中央还是国务院都试图加入一些其他的考核指标。比如,环境、犯罪率、每万人病床数、学生就业率等等,然而现实中很难确定这些指标是否真被纳入考核中、得到落实。因为中国缺乏行政公开、施政透明的制度,也缺乏媒体监督问责制度”。

菲舍尔则明确指出,对于中国国内的经济气氛而言,GDP数字是一个比较差的指标。”对于(好的)气氛而言,重要的是人们敢于投资,敢于进行创新,敢于去消费,不把钱转移到国外,相信体制会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国内的气氛很糟糕,要比GDP的数字糟糕得多。”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