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 核心自己打脸,包子又露馅了|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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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悠“自信”,忘其所以,自乱阵脚,自打自脸,打碎牙齿和血吞,还硬充胖子,总也长不大,偏要犯低级错误。与其献丑,何如藏拙?驽马恋栈,自掘坟墓。山雨欲来风满楼,请大家都系好安全带!

2017-1-17

先哲 Thomas Paine 说过:“当一个人堕落到宣扬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时,他就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

“通读世界名著的法学博士”登台,有备而来,国人又进入了史无前例、更奇葩的朝代,大家等着接招吧。

新华社2017.1.12消息,皇帝诏曰:“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川普胜选后,还曾故作镇定,称“做好了最坏打算”。

咦?不是牛气冲天、“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吗?掷地有声,言犹在耳!怎么连最起码的“安全感”都没有了、“后事”也都准备好了?今是昨非,驴唇不对马嘴,原来,“理论自信”就是“大言不惭,自欺欺人”,整个一个大忽悠。“朕即国家”,一言堂,谁敢妄议?提头来见!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G20 峰会开幕式东道主主旨演讲“宽衣”和“八千万”,语惊四座,笑翻全球!从中也能看出:沐猴而冠、慷慨陈词,有口无心(歇后语的前半句是“小和尚念经”),言不由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套用《出师表》中的“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圣上面向世界“念稿忽悠,不知所云”,一不小心,满肚子男盗女娼便脱口而出,哇!“节操”碎了一地。

“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这哪里是口误?就像“左手礼”(上有所好——破例 9.3 提前大阅兵,劳民伤财,效忠输诚,倾举国之力,却百密一疏——又是吃货自己把锅砸了!)一样,分明是“系统性的”丑剧、连续剧,是国耻!贵为“负责任的大国”之君,倘若有耻、知耻,至少也该有所担当,引咎、请罪,以谢国人,以谢天下!而不是占着茅坑、迁怒下属。

“文化自信”,博大精深,好就好在还有翻译保驾护航、洋人也不知“宽衣”为何物,但是还都识数,不至于连“八千还是八千万”都分不清!于是,慷纳税人之慨,“大撒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劫贫济富,铜臭熏天,赔本赚吆喝,又忽悠国人:“双赢”、“中国或成最大赢家”。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国进民退,强国弱民,积贫积弱于民,以保政权安全稳定——国在山河破,“温水煮青蛙”,以雾霾、污染、溃败、滑坡、亿万人民生命健康和子孙后代福祉为代价,打造自己的GDP政绩、面子工程、国际地位和“争霸野心”、家族的财富,以及独裁专制的“合法性”。用花千芳的话说,“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

信誓旦旦“公平正义、依法治国”,更是信口开河、南辕北辙。举世瞩目的雷洋案,御笔钦定“公开、依法”,拖了半年多,又当众自打耳光、打碎牙齿和血吞,拍板收回成命——连手下几个小痞子都不敢起诉,就是怕犯“颠覆性”错误——看来,一物降一物,至高无上的大大,还真得看着警察叔叔(习皇叔)的脸色行事,免得救世主转眼就变催命鬼。恶人自有恶人磨,其实,早就被人家掐住软肋、恣意乱伦了。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撸起袖子”回家种红薯。十三四亿人才济济,又不是没人,谁会犯那些低级错误?

党国后浪催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巴拿马文件》表明:那些忽悠“四个自信”的权贵家族,早就做好了弃船逃生的准备!

眼前有景道不得,还有大戏在后头。

beijingzhi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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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胜: 2017年,Xi核心军国主义元年|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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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被扶上神坛、军权独揽的习核心,正在为了实现其的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而踏入了一条军国主义的道路。为了转移国内官民矛盾和党内权力斗争,为了应对美国的贸易战和民主国家的全面围堵,习核心对内残酷镇压、对外穷兵黩武的历史时期,也许从今年就会开始。“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无疑,习核心踏上军国主义这条不归路,也就会很快导致中共帝国的土崩瓦解、寿终正寝。

2017-1-6

正如美国侯任总统川普的经济及战略顾问、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在其书《卧虎》(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的副标题中直指中国要走向军国主义(Militarism)一样,2016年发生的众多事情,预示着习近平将要带领党国体制,在2017年走向一条军国主义道路。

所谓军国主义,是指国家整体上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体制和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媒体舆论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都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也是相伴而生的。

比照二战前的德国与日本,虽然中国在经济、媒体、舆论等方面还没有全面服务于扩军备战,但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体制,在2016年已经悄然为军事体制、战时独裁做好了准备。从政治权力体制而言,六中全会确立了凌驾于其他常委之上的习核心体制,标志着中共领导从集体领导步入个人独裁体制,也为习核心的军事独裁和战争体制铺平了道路。

战争需要集中统一、号令一致,最忌讳多头领导、议而不决。所以军国主义国家莫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体制,只有这种金字塔体制才能使全中国步调一致集中统一对外国发动侵略战争,只有类似希特勒、斯大林等大权独揽的军事独裁者的出现才能使国家实现军事征服之梦。习核心的确立为习近平成为战时的军事独裁者和共产党党国军国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权力的根基。

从军事领导权而言,习核心不仅是军委主席,而且在去年有了一个新头衔——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去年4月,习核心总指挥的新头衔在媒体曝光,顿时引起社会热议。作为中国军队的最高作战指挥机构,军委联指是一个常设机构,负责指挥全军的三军联合作战。习核心的军委主席与总指挥的区别在于军政与军令的区别,一般国家元首,负责国防军事的政治战略,不介入具体的战争指挥。国家元首只负责军政,不负责军令,军令一般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部长或战区司令等职业军官担任。习军委主席担任作战总指挥,标志着军政与军令的统一。而这一现象,只有在战争年代才发生。如二战时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蒋介石等等,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战争总指挥,整个军事资源的调动和重大战役的指挥,都亲自发号施令。在中共领导者中,也只有毛泽东既是军政也是军令领袖,可见,习总指挥的军政军令统于一身,不仅标志他要作毛泽东第二,要在具体的战争战役中运筹帷幄,而且标志着他有意要让国家随时进入战争状态。

在经济方面,军国主义经济的特征就是经济的全面国家化、党化与军工化,这些特征在去年中南海南院北院经济路线之争后慢慢地成为中共经济发展战略。美国经济学教授张欣在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李克强是“市场和民营经济”派,他的主张和现代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实践一致;习近平是“党治、指令型和国有化经济”派,习偏好的是前三十年毛时代的经济模式。习近平指示要“发展壮大国有经济“,“要理直气壮做强做大做优国企”。习的经济思路是毛的经济思路,实际也是军国主义的经济思路。

在中美贸易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中共肯定受挫并雪上加霜的2017年经济形势下,重归军国主义经济战略,也许能回光返照、辉煌一时。例如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军国主义经济,完全以国家计划经济为主、以军事发展为目标,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及相关重工业,从而也带动了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如1932年,德国航空业的劳动力总量为3,200人,每年生产100架飞机,而在主要航空公司被纳粹政府接管后,不到10年,航空业雇佣近25万人,每年能够生产超过10,000架飞机。根据英国学者汤因比的数据,德国在1938年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14.3%,超过法国和英国生产的总和。军国主义经济完全消灭了失业率,希特勒上台两年后,使德国的失业人数从600万降至了400万,到1936年达到了充分就业,之后更出现劳动力长期短缺。

当然,军国主义经济是饮鸩止渴、最终会毁灭国家民族的。但习核心在应对美国贸易战之后的败落、强化国企、扩大内需、扩军备战等目的驱使下,实施军国主义经济也不是没有可能,从南院北院之争和炮打李克强中就可看出端倪。

除最高权力架构和经济政策外,军国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社会上宣扬军事第一、全民皆兵,将军事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如北韩目前实施的“先军政治”,即在国家事务中,一切工作以军事为先,以军事为重。军人享受最好待遇,内阁几乎全部由军人组成。自文革后,中国军人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情况不多,目前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军人为41名,占全部205名中央委员的20%。虽然比例不多,但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机构中,军人担任要职比比皆是。

另跟北韩的先军政治观念类似,习近平在出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已重提毛泽东“平战合一”的军国主义口号。而中共当局在部署经济发展、包括基建时要充分考虑军队的要求。例如国务院在设置机场、铁路、公路、港口等设施时,要严守“军民皆可适用”的原则。2015年5月26日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进一步提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要求,各党政部门与地方政府要“提升融合层次,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该文件也强调毛泽东与习近平有关“全民皆兵”的概念,并要建立完善的全民国防动员系统,“建成与打赢资讯化战争相适应、应急应战一体的国防动员体系”。习近平及当局的这些观念都反映了现今中国超军国主义迈进。

军国主义的另外特征还有:独裁政权对内对外全面法西斯化——公民人权、私权被剥夺殆尽,毫无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对政府和中共稍有微词即遭到残酷镇压;社会上宣传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外交上以军事优势欺凌邻近地区、扩张国土,谋求实利和国际地位等等。这些特征无一不符合当下中国的情形,尤其是习近平上台后,对中国公民各种自由和人权的打压空前扩大,成百上千的律师被抓捕、被重判,《炎黄春秋》《共识网》等以前还有出版空间的媒体都被关闭和禁声,不仅地下教会而且官方教会都受到残酷迫害、中共已成为比法西斯更残暴的“法东斯”……社会舆论上五毛、义和团当道,天天叫嚣武统台湾、挑战美国、占领日本,对毛泽东稍有不恭,即遭围攻与殴打……中共解放军在南中国海罔顾国际裁决、日以继夜填海造岛,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突破第一岛链、耀武扬威绕台湾岛一周,除辽宁舰外,中国自造的两艘航空母舰正在被疯狂打造,中国军费开支虽占GDP总量很少,但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

以上种种现象都说明,已经被扶上神坛、军权独揽的习核心,正在为了实现其的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而踏入了一条军国主义的道路。为了转移国内官民矛盾和党内权力斗争,为了应对美国的贸易战和民主国家的全面围堵,习核心对内残酷镇压、对外穷兵黩武的历史时期,也许从今年就会开始。“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无疑,习核心踏上军国主义这条不归路,也就会很快导致中共帝国的土崩瓦解、寿终正寝。

纵览中国

巨望: 官场及社会政治取向大调整|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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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尚未发展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政权缺乏合法性,社会群体价值取向严重分裂。目前社会三种人群分裂,对习氏执政是危机,但不是“病危通知书”。

2017年1月号第471期

习氏封核心的背景

中共六中全会终于圆了习近平的核心梦,但其实际影响力是大打折扣的。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以下三个方面的观察。

随着习核心写上纸面,中共党内派系图谱已经发生大变。当今中共党内派系已重新组合为“反习派”、“拥习派”和“观望派”,代替过去的“江派”、“团派”和“太子党”的分派格局。中共这个党在中国大地出生,它分娩于俄共母体。它的成长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就分成许多派别。例如延安时期它就有“洋共派”(从苏联留洋回来),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代表;有土共派,以毛泽东为首的实力山大王,还有留在东南部的地下党及各山头的“梁山英雄”。解放战争时期以各大野战军和地下党来划分派系。这些派系都体现古已有之的特点:一荣皆荣,一枯皆枯。文革中毛氏靠四野军头林彪支持登上中共最高领袖宝座,底下则有庶族势力为特点的四人帮及群众团体,也拉拢以豪族势力为特点的周恩来、叶剑英和半个邓小平及群众团体;还有意派生一个以华国锋、纪登奎为首的中间派凌驾其它“左”“右”两派之上。但毛氏机关算尽太聪明,他尸骨未寒,老婆侄子锒铛入狱。邓小平人矮点子多,晓得保中共江山唯有党天下各派共治和气发财才是“华山一条路”。但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三十年之后,观察中共政坛的人士惯于用“江派上海帮”“团派双胡帮”“红二代太子党”来把当前中共的精英归类。这种三分法当然有一定的根据,但现在把李源潮、刘延东放在哪一派呢?出身红二代太子系列,成长共青团,受江氏提拔的经历都有。所以就某个具体的中共高层官员来说,主要还要看他们的政治意识取向及当前的生存利益来定位。

以政治意识理念和生存利益之地位这两项标准去划分当前中共整体官员的政治取向与立场,可分为三个派别。一是反习派,二是观望派,三为拥习派。因为用过去的概念“太子党”“江派”“团派”去分类已经过时了。太子党、江派、团派都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背景或为官起步阵营来判定他们的归宿,但人的本性是动态变化发展的,生存利益的变化随时会影响他的政治立场。那么习氏上台后中国政治场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虽然习氏新政现在乃至未来都只能在中共旧体制内做道场,当维持会长,但毕竟在体制内搅动了“一池春水”,使原有的权力图谱换色变位,至少挑战了中共从邓氏之后建立起的党天下权力共享格局。最近“六中全会”又悬挂起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导核心的旗帜以及准则与监督的两把利剑之后,中共官场无形中重新改组站队了。

习氏执政团队的政治特性

经过所谓后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状况又重新回到解放前,一个强大的官僚特权资产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者,不过由姓“国”变成姓“共”,而且专制压迫与垄断程度超过历代王朝。民间也出现次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支撑经济发展与运作。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依然作为弱势群体居社会最下层。换句话说,中国社会的结构与状态又回到了旧社会,只是换了主人而已。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距超过国际公认的危机线,权力垄断的体制造成全社会无官不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被权力与金钱所代替,广大群众无不切齿。互联网时代使愚民洗脑封杀政策失效,使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彻底丧失,颜色革命的危机日益威胁着政权的安全。习近平正是在这种执政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出任中共的新领袖的。

那么习与他的团队出台什么救党的新良方呢?众所周知,他的团队头面旗帜就是“反腐”。如果他们真反腐,难道对全中国人民甚至对全世界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因为真反腐就要向他们几代“革命人”全力建造的专制垄断体制开刀。现在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腐败王国,比解放前更甚;根源在于公权力垄断私有化程度比解放前更严重了。但是至今为止,他们只做了像历代皇帝(如朱元璋)只抓贪官的把戏。更多的是利用这面反腐的旗帜清除异己。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但对官场的震撼还是相当普遍的。广大官员消极怠工不作为、对新政不满甚至反对,这肯定是官场的多数,即“反习派与观望派”形成的原因。

其次是习与他的团队的智慧没有现代政治意识,上台伊始就将十分背时的张扬民族主义以及扩军备战作为施政主轴,企图赢得党心与民心。其实这是十足的愚蠢!因为正如其党内头脑清醒的外交家吴健民先生所说,当今时代的潮流是和平与共同进步。过去希特勒和日本军部狂人的民族扩张与对抗思维早就过时。企图用这套“劳什子”愚弄国民获得支持与政权的合法性太拙劣了。威权主义是习派的第二大特征。由此引起的反感,不仅遭国际社会与周边国家的抵制,而且在国内也促使反习派群众的扩大。因为制造这种虚幻的战争气氛对经济的转型与人民渴望和平安居乐业的心情都是相抵触的。当今时代的主权意识已经淡化,扩大人权才有号召力。

第三,重新拾起过时已久的马列主义毛思想装饰掩盖其党的变质身躯,对抗普世价值,打击异见知识分子,搞国家恐怖主义。习氏派性这一特点更加不得人心。坚持马列主义毛思想无疑再拿阶级斗争来骗人吓人,又唤起人们对中共前三十年极权统治的恐惧,连党内发财致富的广大官僚都胆战心惊,更不要说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了。中共的裸官这么多,移民潮不断扩大,难道不是人心背向的反映?马列主义连普京、金正恩都视之如敝屣,当今习老总还奉为至宝,只能令人唏嘘!

红卫兵式执政撕裂社会

中共为何会出现这个派别掌权?这当然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当时江派大佬与团派大佬火拼之下最后取得平衡妥协的结果,双方都同意由当时带来中间派特色的习氏上台执政。这是江派的失算。团派其实也后悔,虽然当前习派还给他们面子,出胡氏文集,允许老温出游,表面上联团反江,但实际上压制他们。那么必然性呢?这也是中共无奈的选择。第一,它充分意识到颜色革命迟早会到来,它逃脱不了前苏联东欧及中东地区所有专制政体的命运。第二,它也懂得自己的实力犹在,当前中国社会尚无一股势力能够推翻它,它何必提前解甲放弃特权搞政改呢。第三,习派出台的救党保国战略方针可能是目前其党延缓死亡的最佳选择。第四,中共别无其它接班人。这一代接班人的成长资历和政治养份都是毛式红卫兵教育,精英层缺乏现代政治素养,一旦权力在手,自然而然操起老一套政治手段。何况官场的潜规则不变,他们也只能在混水中生存。在社会大环境未变的情况下,习派政治的派性特点生存期不会太短。

中国社会尚未发展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政权缺乏合法性,社会群体价值取向严重分裂。目前社会三种人群分裂,对习氏执政是危机,但不是“病危通知书”。

最近新加坡大学某学者发表文章,对当前习氏政治的危机分析中,也提到习氏政策遇到了党内官僚的反对和民间企业资本家的抵制,更遇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吐嘈。去年十月份上京抗议群体(退伍老兵成为其中一股强大势力)空前,说明下层民众对习氏新政也不满。这股力量我称之为“反习派”,据大陆某大学的调查报告说约占群众的百分之三十六。报告称它是持右派立场与情绪的人群,该报告称持左派立场与情绪的人群仅占百分之六多一点。它分析说其实左派当中不少人是打着拥毛的旗帜反现实的。中间派占百分之五十多。这个百分之五十多,也可以说是我估计的当前对习新政持观望立场的观望派。那么拥习派呢?除了习派铁杆成员外就是习氏上台后投机升官的那一批人,人数大概不会超过中国总人数的百分之六。中国社会当前跟世界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社会基层是两大对立的“黄衫军”与“红衫军”,军方的镇压是维持平衡稳定的力量。所以中共政权还是个军政府,军队不肯国家化是其明证。政权不是全民公平选举产生,离现代文明还要一段漫长艰难不平的路要走。但愿动乱少一点,和平转型多一点、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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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16: Xi核心确立, 如何影响中国走向?|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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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6年成功地确立了“党中央核心”的地位,颠覆了之前中共高层的“集体领导制”,被认为是中国政坛最重大的变化。

2016-12-23 雨舟

随着这一核心地位的确立,习近平拥有了更大的权威,但也有了更大的责任。这个变化对中国长期的发展意味着什么?是好事还是坏事?

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说,习近平确立核心地位的做法明显步纳粹希特勒、前苏联斯大林和中共毛泽东的后尘。这些人都是在面对危机时迈出这一步。当今的习近平也是面对政治挑战和经济以及外交等多重危机,因此对历史上的大独裁者进行了复制,把自己加以“封核”。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习近平自封核心、个人崇拜之举在年初两会期间遭到明显抵制,但是经历了近半年的纵横捭阖,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终于得以加冕“核心”。其中宫廷权斗的内幕并不重要,与毛、邓、江核心同僚相比,习近平的同志们更缺少挑战核心的资历、能力和政绩。我觉得核心问题是“核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换句话说,习核心大权在握了,那么他要用权力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理想?我的担心是,无论他心中的政治理想是什么,过分迷信权力、集权的权斗过程、对民间的不信任和密控严打、中共的党文化会使他无限延期实现理想的计划致使其一路走到黑,走到政治崩溃的尽头。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指出,确立习核心,不是大权在握的前提条件,而是个人集权的结果。毛泽东死后到十八大,中共高层的集体领导模式似乎成为一种常态,但现在中共政权所处状态已非邓、江、胡时代局面的自然延续,而是一个非常时期。高层现在面临的不是胡赵时期那种有开拓勇气和改革空间的局面,不是六四后那种经济全球化送机会上门的局面,更不是胡锦涛那种可以躺着混的局面,而是权力系统全面腐败和官员各留后路,同时经济荣景不再,社会不满日益积累。用个人集权来牢牢控制局势,是中共领导人目前应对危局的选择,一切为了延续政权寿命。当前经济难题越积越多,经济政策越来越空洞化、口号化;而经济难以好转,则方方面面的严密控制会更加强化。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称“核心”,都是邓小平惹的祸。毛泽东时代没有这个称号,因为毛本身担任党政军最高职务。邓小平之所以自称“核心”,是因为他没有合法性,以一个副主席或军委主席的职位,压倒党主席或总书记。邓自称“核心”,又半心半意地指定江泽民为“第三代核心”。谁知,后来江野心膨胀,任期届满后并不把核心称号传给胡锦涛,自己效法邓小平,垂帘听政。习近平上台,对此耿耿于怀,一定要树立“习核心”,才能排除“江核心”。于是,中国政坛出现一个怪现象,一个人当上党政军最高职务还不算数,要称“核心”才算数。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个政治制度的失效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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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鸿安: 核心之内 另有乾坤|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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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自封“党中央核心”,刚好与之前所行的“集体决策制”相反。政治局的常委制,无论是九常委还是七常委,主要作用有三,一是有多人提意见,可避免一人独裁,有利于作出妥善的决策;二是党内各派可在这个最高决策机构内交换意见,有利于折衷妥协和化解分歧;三是决策集体化可减少失误,有利于中共抓住统治权。但习近平要行“核心化”,由他一人独裁,亦即废集体决策制的武功,那么他如何避免决策失误?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2016-12-4

习近平此时自封“核心”,至少有两重含义;一,过去四年,他虽已设立十多个决策小组和委员会,由他亲自出任组长,一切政务实际上已由他一人话事,但他仍要自封“核心”,表示他仍以集权为首要目标。二,离开19大的召开,虽然还有一年,但现在却是安排19大人事的关键时刻,习近平自封“核心”,表示他下一步将会把大批亲信安排为领导,以便他进一步巩固权力。

19大的人事布局,以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成员、30个省市自治区的一把手、以及中央部门首长、以及军委和军区司令等职为最重要。其中“七常委”的安排,又最为重要,因为这是中共最高的决策机构。习近平会将另外六常委全部变为他的亲信?抑或仍然保留“非国王人马”的声音?

下届常委会组成原则可能有二:一是习和亲信占多数,即至少有四票,因此除了习自己和王岐山,至少还有两名亲信入常。二是,“非习系人马”仍可留在常委会,但最多只占三票,因此除了李克强,胡春华和孙政才仍有机会。但无论常委会如何布局,前提仍是:习近平是“领导核心”,亦即常委会任何决策,都由他一人拍板,因此有其他背景的虽能留在常委会之内,但只是徒具象征意义而已。

但是,习近平安排亲信入常,却另有值得注意的意义,即:将集体决策制收进核心之内。这是个怎样的概念?

第一,习近平要做核心,一切事情由他一人决定,但全党全国那么大,事情千头万绪,他一人绝不可能“日理万机”,就算只就大事作决定,也必须取得作决定所需的资讯和建议。这些资讯和建议从何而来?

第二,答案是“核心亲信”。王岐山、刘鹤、王沪宁、栗战书和丁薛祥,都是这类的核心成员。中财办主任刘鹤是经济智囊;深改办主任王沪宁是中共体制改革智囊;中办主任栗战书和习办主任丁薛祥则执掌中枢,成为习近平“日理万机”不可缺少的“助理”。这四人都在中南海工作,与习近平可以天天碰面;中纪委王歧山虽不在中南海办公,但办公地点也在北京城内。

第三,除了核心的亲信、智囊和幕僚,习近平还有一层“外围亲信”。这批亲信来自他安排在各地省市的一把手、军区司令和中央各部门的首长,如北京市长蔡奇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等。

“核心亲信”和“外围亲信”对习近平的“核心化体制”意义重大,因为这两重亲信就是他的耳目,就是他日理万机,以及作决策所需资讯和建议的来源;没有这两重亲信提供的意见,他绝做不了“领导核心”,就算勉强做了,决策也容易失误。这两层亲信所产生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原来集体决策制的作用,只是习近平将集体决策,收进核心之内。

观察家喜欢问一个问题,即:红旗能打多久?意思是,中国历史上,朝代不断变换,当今的朝代也不能例外,“红朝”也有崩溃的一天。当然问红旗能打多久,好像不切实际,但如果落实到最高决策权之上,就不那么不切实际,因为党中央的决策是否正确和避免失误,将会决定红旗能打多久。

习近平的核心化体制是一人说了算的制度,“党中央核心”只要一个经济决策失误,经济就可能出现动荡,甚至崩溃,对社会造成冲击,这是一人专政的最大风险。但是,习近平废了常委会集体决策制,如能善用“两层亲信”,真的能够兼听,采纳亲信的意见,或有助于减少失误。

世界日报

韩旭: 習近平以“集体领导”换“核心”认同——解读六中全会公报|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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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号第470期

习近平获封“核心”的条件

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已经闭幕,其发布的全会公报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官媒称“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全会公报是对四年来党内产生各种问题的一个经验教训大总结,试图达到一种“拨乱反正”的效果。

本次全会公报中高调宣称习近平为党的领导核心,呼吁全党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是十多年来官方首次在正式文件中确认一个核心,这意味着习近平在党内地位的稳固,其在十九大上连任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亦是对外界揣测习近平地位动摇的变相回应,为解决其执政危机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从公报内容来看,很多人都觉得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说明公报对党内各方的利益都有反映,是习派与其他派系相互妥协的产物,是鉴于党内外目前严重的形势而作出的大家不得不接受的决议!所以,我们就看到习近平虽然在公报中被封了“核心”,但公报同时也大篇幅谈了“集体领导制度”“党内民主”“党内监督”等问题,而且用词严厉,不留余地。这些显然是针对四年来党内很多运作机制遭到习近平破坏而言的。另外,就是防止习近平被封“核心”后,像脱疆的野马一样失去控制,成为另一个毛泽东。

公报还高调重提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也是对习近平所执行路线的纠正。自温家宝高调公开提出党的基本路线问题后,党的基本路线受到薄熙来、习近平等冲击的问题日益引起党内高层的重视。这次中共正式以文件的形式提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问题,并且严肃说到“考察识别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首先看是否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态度暧昧,不能动摇基本政治立场,不能被错误言论所左右。”这显然是对那些想跟随习近平“左转”干部的警告!

中共进入执政危险期

今年以来,习近平经过激烈党内斗争的冲击,尤其是经过“倒习辞职信”事件后,让他感觉到了对手的实力与手腕。面对党内外对他的不满以及其外交的重大失利,不得不妥协忍让,否则其地位就可能在十九大上产生动摇。于是他不得不暂时改变策略,以退为进,与其他党内同僚交易,先把“核心”拿下再说,以稳固其地位,并稳定“习家军”的阵脚。只要能拿下“核心”,就能立刻大大增加他的权威,使他在权斗中占据战略优势。习近平之所以认为党内其他派别会同意他的提议,是基于以下判断:

一、中共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随时都有可能因一件小事处理不当而倒台!很多人士判断中共二○一七年会倒台,主要是因为明年换届,党内斗争可能恶化,以致分裂崩溃;再加上经济持续恶化,也有面临崩溃的危险;另外,民怨沸腾也达到了顶点,社会随时可能出现动乱。这些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

二、习近平抓住党内谁也不想中共倒台的心理。不管他们怎么斗,都始终坚持“斗而不破”的原则。习近平也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才敢打破既有平衡,大肆打击其他派别。中共高层都明白团结对挽救中共执政危机的重要性,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共如果倒台,那问题一定出在中共内部。这为习近平与其他派别和谈奠定了基础。

三、要使其他派别同意,他就必须拿出一些条件来交换,展现他的诚意,这就是公报中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内民主”等。或许还有其他口头承诺,比如非常关键的常委之间权力分配的问题,还有不搞文革,不拉帮结派、认可其他常委的人事发言权等。不过,这些需要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看得出来。最近湖北省委书记的任命就是一例。李鸿忠早就被调走了,湖北省一度出现双首长都缺席的局面,中央赶紧任命了一个省长,但省委书记却迟迟没有任命。党内对湖北省委书记的争夺很激烈,被提名的蒋超良始终没有被习派认可,蒋超良不是习派人马,直到二十九日才宣布对湖北省委书记的任命,这说明习近平与其他各派的交易应该是达成了,所以全会之后就发布了。

“习核心”救不了中共的溃烂

至于高层其他派别接受习的提议是因为:

一、中共确实需要一个核心来凝聚党心、民心,使因内斗而渐分裂的党重新团结起来,来面对目前的执政危机。如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非常严重,很多地方“尾大不掉”,需要确立一个核心来重树中央权威,保持政令畅通。“习核心”的确立,有利于接下来二、三十年内政权的稳定交接,由核心掌舵,可以避免出现过去政权交接时的大动荡。

二、江派人马之所以会同意,是因为江泽民毕竟年事已高,这个核心随时都可能驾鹤西去,所以时势所逼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核心。而且这也反映出他们作为党国领导人,也有自己独立之思想,而且自己马上也要变为元老,“媳妇熬成婆了”,所以不再想受江泽民等上一代元老对他们的肆意干预。这从《人民日报》的社论可以看出。社论中说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和平时期与谁斗?显然主要是指“江核心”。这句话应该是习特意要加上去的,以表达特殊的含义。《人民日报》能发出这样的社论,并被地方领导广泛引用,应该是经过高层认可的。

三、趁机以公报名义正式明确被习近平破坏的集体领导制度,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力。即使给习近平“核心”称号,但核心的权力并没有被党内正式明确。按过去邓小平、江泽民的话说就是一个“大班长”的角色。

四、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四处出击,得罪很多人。但如果把他换掉,就会把党的高层矛盾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在中共历史上,最高领导人的撤换很容易引起政局动荡。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局势面前,他们不得不选择习近平做核心。只要习近平立下承诺,并有由党内文件保障,树立“习核心”,问题应该不大。

因此,综合以上因素,习近平拿“集体领导”等承诺来换取党内高层对其“核心”的认可,这个策略是正确的。六中全会公报表明,这一方案获得党内高层一致认可,并在全会表决通过。于是人们就看到,六中全会一结束,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奇葆就迅速组织学习起六中全会精神来,其学习的主旨就是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这看起来是一个党内各派双赢的结果,当然也是相互妥协、相互交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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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钟:“Xi核心”遇上三头“拦路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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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中”召开的意义除了悬剑之外,最主要的目的无非确立“习核心”,要全党全民服从习近平个人的绝对领导,树立看齐精神。但是从当前中国的国内外实际情况来看,真正在中国政治生活落实“习核心”的威权作用恐怕难于上青天。从根本上说,时代已进入一个视个人崇拜为愚昧不文明的行为。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置于领袖个人的掌控中,这是匪夷所思的事。何况这个“核心”所坚持的政治理念与举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和违背时代发展方向的。具体而言,它至少遇到了三头“拦路虎”。

2016年12月号第470期

  威权主义不识时务

当代中国已成为一个多元利益交错的社会,推行威权主义是不识时务,封核心违背民心与党心,只能变成一个脱离实际的名实不符的口号。

当今世界的多元变化发展已使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全球格局受到削弱与挑战。中共治下的中国也今非昔比。不谈中国社会多元利益的崛起与对抗,单从中共党内各股势力的滋生与壮大来看,可以说已经出现许多代表其利益与诉求的“党派”存在了。按照当年苏共的划分法,就有农业党、工业党、文化及军队国家机器党,以及从地区加盟共和国民族划分势力范围。前苏联是由各种势力与利益组成的联合体。国家仅是调和它们的一股力量。当前中共党内呢?揭开掩盖头上的红头巾,事实上也是这种利益连接与冲突的图像。毛泽东当年就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共至今坐江山已有六十八年之久,尤其是通过后三十年的蜕变,其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无比的特权利益联合体,行业利益与地区差异的关系发展成各个利益集团与“山头”区块及“团团夥夥”。彼此之间的斗争尤其争夺中央支配权以利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是“天经地义”的事。在这种利益多元相互冲突的名利场上,再用造反时期打出的“一个阶级、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作为准则和监督纪律去约束各个山头与团夥,十分脱离实际。由此可见,六中全会出台“生活准则”与“监督条例”来规范官员的思想与行为,无疑是戈壁滩头一阵云头雨,对改良中共已腐烂的土壤是毫无作用的。习氏要想成为其党的核心领袖,其实办法也不难。首先要将自己政治理念与举措顺应时代潮流,朝现代文明政治方向发展,还权于民和建立党内平权制度,而不是建立个人的威权,凌驾于全党之上,核心无须自封。当年邓小平的改革虽然主观动机也是为了救党,但他开放搞经济建设的政策符合多数中国人的需要也符合世界潮流。这是他的实用主义黑猫白猫论的聪明之处。当然历史不会忘记他领导反右斗争,出兵越南,尤其下令血洗天安门,屠杀争民主反腐败要求中共启动政改的青年学生。

因此历史可能会给他一个优劣并存的评价,而不像毛泽东遗臭万年。

  官场趋利,“核心”虚置

中共还是一个没有跟上时代文明发展的旧政党,其党章与管理体制促使它的中央核心无法通达下级与基层。

中共官僚体制是由上至下一层层隶属制。每一层形成权力小中心,下层党官视上一层党官为“皇帝”,生杀予夺。实际上这是一种人身依附的现代版。这种体制形成党官唯顶头上司的马首是瞻,而难以顾及中央或更高一级官员的态度如何。党内不仅缺乏宪政民主平权意识,更无追求自主创新的自由。这样僵化的官场当然视中央核心政令如耳旁风,遇上不符合个人利益的说教,什么“八项规定”“不忘初心”真是麻雀捉老鹰,说的说,听的听。试想,多年在官场形成的老皇历,能在当今出台新准则、新监督条例下改过自新吗?中共新班子不想检讨自己的陈规陋习已不适应时代的变化,依然声色俱厉颁布这套清规戒律以自欺,真是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六中全会出台这套紧箍咒完全没有新意,政令依然不会畅通,只会引起官僚反感,消极情绪更浓,阳奉阴违的官场风气促使社会道德更加败坏!

曾经流行于世的“威权主义”已江河日下,不再为世人所认同,有现代政治意识的专制领袖都主动放弃,习氏依然鼓吹它、死守它缺乏时代意识。

  “核心”论脱离现实

威权主义的新儒家之父李光耀先生那套所谓亚洲价值观,市场经济加威权主义曾经是九十年代中共的学习榜样。当时中共派往新加坡学习的官员一批又一批。但是李光耀之所以被人称为俊杰,不是他始终顽固不化坚持曾经风光过的亚洲价值观不放弃,像习氏一样不忘马克思主义“初心”,而是勇敢承认:“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作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威权主义也曾经是台湾蒋经国的守国政治理念与治国方法,但他识时务,主动放弃了,还政于民、开放党禁与言论,从而保住了国民党在台湾的合法地位,也把台湾推向现代化的文明富足社会。至于世界其它地区与国家的领导人,如前苏联的总统戈尔巴乔夫、缅甸军人政权的头头等都放弃了威权主义就不必再赘言了。相比之下,中共依然抱残守缺,明知自己这套政治理论已经脱离中国现实,还钻进沙丘里做鸵鸟装不知,自欺欺人不说,还要强迫世人当真理来膜拜!但世界潮流已不是某个政党或领袖能够抵制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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