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市场派经济顾问面临更大改革阻力|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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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是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也是一位改革派经济学家,主张审慎的经济自由化和提升市场地位。但是,随着特朗普上台,中美贸易战可能性上升,自由派将遇到更大阻力。

储百亮, KEITH BRADSHER 2017年1月18日

题图:2010年,刘鹤在北京。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级经济顾问,刘鹤一直寻求让中国的增长不那么依赖与日俱增的债务和公共支出。Nelson Ching/Bloomberg

去年一年里,说话斯文、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刘鹤巩固了他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高经济顾问的地位。一些人认为,他积聚的影响力堪比总理。

但在地位上升期间,刘鹤努力克服着经济审慎的自由化并进一步开放市场这样一个方案所遇到的阻力,刘鹤认为这对中国经济的长久健康至关重要,而且总体上华盛顿也是欢迎这样一个方案的。

图:上海洋山港。刘鹤称中国“不能承担过多”减少与其他经济体贸易赤字的“责任”,并指责了国外的民粹主义政策。Imagechina, via Associated Press

图:6月,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J·卢(左)、国务卿约翰·克里(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尽管刘鹤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习近平一边承诺振兴经济,一边推行了恢复党的控制和保护国有企业的保守议程。Wu Ho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图:去年11月,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的图片出现在北京的一家报摊上。一些有政府关系的中国贸易专家已经暗示,如果特朗普针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设置壁垒,他们准备进行报复。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现在,随着候任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准备入主白宫,并重新对中国的经济威胁发出警告,刘鹤达成自己议程的难度会更大。该议程可能会被对贸易战后果的担忧所淹没。

在刘鹤的公开言行中,几乎没有迹象能清晰地表明他将如何建议习近平应对特朗普对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的威胁。

但在他领导的一项研究中,他说中国“承担过多国际经济调整责任”。三年前,该研究的成果出书发表。

“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他写道。

在前特朗普时代,刘鹤被视为那种美国人可以同其合作的中国官员。他支持中国调整储蓄和开支,帮助美国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

去年冬天,当奥巴马总统的财政部长雅各布·J·卢(Jacob J. Lew)需要绕过中国经济政策的迷雾时,他给刘鹤打了电话

“刘鹤永远是财政部必须要请教的人,因为他是从宏观的角度看待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奥巴马总统第一届任期内的财政部中国事务高级协调员的洛文杰(David P. Loevinger)说。

刘鹤被认为是可与高层直接联系的内部人士。

现在,外界普遍预计他会成为大权在握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他目前的身份是副主任。这种提拔会增加对他的关注,以及他在2018年习近平第二届任期的新政府成立时担任副总理的机会。

刘鹤不能单方面决定政策,但和习近平关系亲近让他的影响力比其听上去颇具官僚气息的头衔所显示的要大。

“我心里毫不怀疑刘鹤的影响力非常大这一点,”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中国问题分析师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说。“早前他非常谨慎,不愿显露自己的影响力,现在他已经改变了这种态度。”

除了要求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化和提升市场的地位外,他还支持精简臃肿的国有行业,并寻求减少中国不断增加的债务。

但即便影响力增加,他在这些领域推行变革的能力也有限。习近平仍是发号施令的人,他一边承诺振兴经济,一边推行极其保守的议程,旨在恢复党的控制并保护国有企业。习近平产业重组和减少债务的承诺,与保持增长的誓言相抵触。

刘鹤“真心想要推进改革,我对此毫不怀疑”,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前中国事务主管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尽管他是真心想要推进改革,但并不具备把理想变成现实所需要的权力”,至少在没有位高权重的盟友支持下是不可能的。

特朗普的当选,加之他选出的贸易团队似乎准备限制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只会令刘鹤今后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出口产业裁员的风险,乃至前方的不确定性,会让改革更加难以推进,那些希望银行一直不计代价地大力放贷以便维持企业运行的官僚,这样一来会更有声势。

一些有政府关系的中国贸易专家已经暗示,如果特朗普政府针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设置壁垒,他们准备以某些举措进行报复,比如把跟波音(Boeing)的合约转给空中客车(Airbus),把食品进口地从美国换成巴西等与之竞争的国家,还有可能进一步给苹果公司(Apple)在中国的iPhone销售设置障碍。

刘鹤和其他主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学家,也许原则上主张降低中国的某些高耸的贸易壁垒,但在美国的贸易限制措施可能引发的民族主义抵制浪潮中这样做,无异于饮下政治毒药。

不过,刘鹤是一个明白人。当他的议程在2015年被搁置时,从他的反应不仅能看出他的政治风格,还可以一窥在习近平政府高层进行政策斗争的艺术。

那一年的一系列经济挑战——股市在6月份崩盘,人民币在两个月后贬值,经济增速出人意料地大幅放缓——抑制了人们对于经济自由化的热望。由于要在保持增长和实施改革之间寻求适当地平衡,政策压力颇大。

刘鹤开始径直对习近平进行高明的游说。

显然是以博取好感为目的,刘鹤于2015年末递交了一份大篇幅的备忘录。据四名从高级官员口中得知备忘录相关内容的人士透露,刘鹤称颂了习近平的政绩,并声称他肩负着推进中国改革进程的历史使命,包括进行大胆的经济改革。上述四名人士均要求匿名。

这份备忘录并未被公开,但却得到了习近平的首肯,命令在党内高层传阅。

去年5月,由一名匿名官员撰写的一篇文章出现在共产党的主要报纸《人民日报》上,警告高杠杆经济的风险。这位官员只是自称“权威人士”,他指责落后的官员试图依靠投资在经济困境中找到出路,从而削弱了改革,文章含蓄地为习近平开脱。

如果上升的债务不受限制,“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文章说。“那就要命了。”

官员、经济学家甚至中国新闻媒体的报道都说,这篇文章来自刘鹤的办公室,它与刘鹤用过的措辞和想法是一致的。

不过,他的努力获得的成果有限。北京于周四披露,银行贷款和其他信贷上个月的上升再次超过西方经济学家的预期,在这篇匿名文章发表后的八个月内,这一趋势大体上没有减弱。

在中国高层官员中,刘鹤总是显得很不一样。大多数官僚在五六十岁便开始染黑发,64岁的刘鹤却留着灰白的头发。

他所接受的美国教育也令他与众不同,这种资历在中国高级官员中是罕有的。他曾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之后在新泽西的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学习。

回到北京,他以政府研究员的身份撰写的产业政策研究文章让他平步青云,成为指导经济政策的党内组织的负责人。2013年,他成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负责制定产业政策。

“他在上一届政府中被认为是有影响力的人物,这种影响力在习近平任内进一步增加了,”前财政部助理部长查尔斯·科林斯(Charles Collyns)说。“他对中国的组织结构和当务之急做出了有见地的、精准而平衡的评估。他看上去并不是一个狂热分子。”

他对美国贸易限制的反应是未知的,毫无疑问,与美国的贸易战争将放大经济民族主义的声音。

正如共产党控制的中国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在本月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所说:“中国商务部的门前摆着鲜花,但门后同样藏着大棒。它们都在恭候美国人。”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niuyuesh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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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核心自己打脸,包子又露馅了|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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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悠“自信”,忘其所以,自乱阵脚,自打自脸,打碎牙齿和血吞,还硬充胖子,总也长不大,偏要犯低级错误。与其献丑,何如藏拙?驽马恋栈,自掘坟墓。山雨欲来风满楼,请大家都系好安全带!

2017-1-17

先哲 Thomas Paine 说过:“当一个人堕落到宣扬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时,他就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

“通读世界名著的法学博士”登台,有备而来,国人又进入了史无前例、更奇葩的朝代,大家等着接招吧。

新华社2017.1.12消息,皇帝诏曰:“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川普胜选后,还曾故作镇定,称“做好了最坏打算”。

咦?不是牛气冲天、“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吗?掷地有声,言犹在耳!怎么连最起码的“安全感”都没有了、“后事”也都准备好了?今是昨非,驴唇不对马嘴,原来,“理论自信”就是“大言不惭,自欺欺人”,整个一个大忽悠。“朕即国家”,一言堂,谁敢妄议?提头来见!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G20 峰会开幕式东道主主旨演讲“宽衣”和“八千万”,语惊四座,笑翻全球!从中也能看出:沐猴而冠、慷慨陈词,有口无心(歇后语的前半句是“小和尚念经”),言不由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套用《出师表》中的“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圣上面向世界“念稿忽悠,不知所云”,一不小心,满肚子男盗女娼便脱口而出,哇!“节操”碎了一地。

“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这哪里是口误?就像“左手礼”(上有所好——破例 9.3 提前大阅兵,劳民伤财,效忠输诚,倾举国之力,却百密一疏——又是吃货自己把锅砸了!)一样,分明是“系统性的”丑剧、连续剧,是国耻!贵为“负责任的大国”之君,倘若有耻、知耻,至少也该有所担当,引咎、请罪,以谢国人,以谢天下!而不是占着茅坑、迁怒下属。

“文化自信”,博大精深,好就好在还有翻译保驾护航、洋人也不知“宽衣”为何物,但是还都识数,不至于连“八千还是八千万”都分不清!于是,慷纳税人之慨,“大撒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劫贫济富,铜臭熏天,赔本赚吆喝,又忽悠国人:“双赢”、“中国或成最大赢家”。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国进民退,强国弱民,积贫积弱于民,以保政权安全稳定——国在山河破,“温水煮青蛙”,以雾霾、污染、溃败、滑坡、亿万人民生命健康和子孙后代福祉为代价,打造自己的GDP政绩、面子工程、国际地位和“争霸野心”、家族的财富,以及独裁专制的“合法性”。用花千芳的话说,“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

信誓旦旦“公平正义、依法治国”,更是信口开河、南辕北辙。举世瞩目的雷洋案,御笔钦定“公开、依法”,拖了半年多,又当众自打耳光、打碎牙齿和血吞,拍板收回成命——连手下几个小痞子都不敢起诉,就是怕犯“颠覆性”错误——看来,一物降一物,至高无上的大大,还真得看着警察叔叔(习皇叔)的脸色行事,免得救世主转眼就变催命鬼。恶人自有恶人磨,其实,早就被人家掐住软肋、恣意乱伦了。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撸起袖子”回家种红薯。十三四亿人才济济,又不是没人,谁会犯那些低级错误?

党国后浪催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巴拿马文件》表明:那些忽悠“四个自信”的权贵家族,早就做好了弃船逃生的准备!

眼前有景道不得,还有大戏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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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2017年中国经济重头戏(1): 货币维稳|美国之音

11月4日,彭博社爆出北京内部消息,称中国已准备汇率风险应对预案,必要时强制结汇。对这消息,我一点也不意外,中国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说穿了,就是货币维稳,关键放在汇率维稳一环。纵观中国政府新年前后所有的应对措施,无非是两大类:一是步步为营加强宣传工作,大打“信心仗”;二是在控制细节上狠下功夫。

2017-1-5

题图: 中国武警走过中国人民银行总部(2016年3月12日)

货币维稳的关键是汇率维稳

货币维稳的关键是外汇维稳。道理很简单,测量货币稳定主要有两个指标:

一个指标是货币购买力,即所谓通胀率。在中国,这点比较好控制,老百姓的感觉,比如100元人民币几年前能买10斤肉,现在只能买3、4斤这类感觉算不得数,要听政府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用那指数衡量,中国的通胀永远在良性范围。不信请去看政府刚公布的数据:2016年12月,CPI指数比2015年同期只上涨了1.6%,这数字,几乎将全世界90%以上的国家比下去,就连美国也难以交出这么好的成绩单。所谓房价疯涨、人民币贬值等等传说,全都是老百姓的模糊感觉,到底上涨多少,还是政府说了算。

另一个指标是人民币兑美元比率。如今,面对资本外流与人民币压力,中国政府当真是拼了,定下的战略目标是“破七保三”(人民币兑美元暂不破七;外汇储备总额不能低于3万亿)。前一向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在1;6.95以上徘徊,某天报价牌还出现了破七纪录,世界大哗,官方立刻出来声明那是谣言,人民币汇率很稳定,然后又很机智地让汇率反弹了回去,至今还没破七。

北京当然知道仅靠控制下的反弹无法有效提振信心,因为就连本党要员,都在纷纷向外转移资产。最近刚被审判的原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赵少麟帮助其子通过行贿400多万元骗购外汇4170余万美元并转往境外一案,只是类似情况中的九牛一毛。

本党要员都不相信人民币能够坚挺,工作重心就得放在稳定民众信心上。毕竟官员了解内情更多,不如百姓那么好蒙骗。中国政府在双管齐下:

一是调整汇率指数篮子,让人民币汇率看起来不那么令人悲观。以下简单说明这把戏如何玩:直至2016年12月31日为止,人民币汇率指数篮子中有13种货币,中国央行在制定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即每日中间价)时使用该货币篮子作为依据之一。美元在其中的权重最大,为26.4%,这是过去一年推动人民币币值变化的主导因素。从2017年1月1日起,美元及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如里亚尔和港元)在新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30.5%,低于以前的33%。汇市专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举动可能有助于缓解近期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但作用有限。

二是官媒与专家齐声同唱“信心歌”。歌词的主旋律是:“中国不缺那几个亿的外汇.,中国外贸年年顺差,现在每个月平均200亿的增加外汇储备,不差那几个美元。限制他们是不让他们炒房价,而且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货币, 世界通用,……”

管控细节无所不至

外汇维稳方面,中国当局深知目前有三个急欲套现的“假想敌”,一是国内企业想将资产置于安全之地,二是国内中产、富豪急于将房产等帝国红利套现保值,三是外资企业要套现抽走资金。对付这三大类套现者,央行各有高招:

对于想借海外投资为名转移资金的企业,国家外汇管理局早就在11月28日推出新规,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组合投资或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必须上报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经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尚未转帐的外汇部分也适用此规。原来的报批限度是5000万美元,从新规颁布开始,一直到2017年9月,金额超过1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金额超过10亿美元且不属于中方核心业务的海外并购、以及国企在海外涉及10亿美元以上的房地产投资都将不被批准。

对于想将帝国红利套现的个人,新规则规定:从2017年1月1日起,个人购汇严禁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人寿保险和投资性保险等未开放资本项目。为此特意设置了若干条款限制,比如银行购汇要与实际用途相符,以学费名义申请的,必须提供本人因私护照及有效签证、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学费证明或生活费用证明,才可以购汇;此外,申请表还强调,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个人,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列入“关注名单”,当事人当年及以后两年不享有个人便利化额度。

对于那些想将利润转移出境的外商,从11月底开始,跨国企业500万美元或以上的资金汇出,须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此外,跨国企业在中国的银行账户与外国附属公司账户之间的资金汇入汇出金额也面临更严格的限制。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表示,如今各公司只能将相当于他们中国资产30%的金额汇出国外。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之前指引下的100%。

如果没有上述三管齐下的管制措施,恐怕现在“破七保三”的目标早就成了泡影,媒体评论也唱不出“中国不缺那几个亿外汇”的“信心歌”。承接2016年经济之势,可以断定,2017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重心在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事关房地产、债务、地方财政),而重中之重乃是外汇维稳。最坏情况下,就会推出本文开头彭博社消息所谈的应急预案,强制结汇。该消息还提到,中国监管部门已经鼓励部分国有企业对经常项目下外汇收入进行结汇。

国际社会的前车之鉴:墨西哥金融危机

外商的钱转不出来,大概早就向其母国政府陈情了。目前最大最强的美国还没完成权力交接,如何表态且看后续。目前,世界主要货币都在贬值,欧盟国家如德国,其实早就实行强制结汇了,储户存在银行美元账户里的美元,却只能按当日汇价提欧元,因此,中国管制外汇也不算是特别个色的事情。

我以前在《中国经济的堡垒战:“保卫外汇储备”》一文中,谈过美国财政部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何对中国管制人民币汇率持正面评价。本文分析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全球化浪潮开始后, 1995年墨西哥比索贬值曾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当时美国政府与IMF在应付这场危机上几乎焦头烂额。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大楼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大楼

1994年12月圣诞节前四天,墨西哥政府突然宣布放开汇率,让本国货币自7年以来再度贬值,目标是1个比索相当于5美分。仅仅3天之内,比索贬值15%,与美元的比价更是下跌了30%,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金融恐慌。特别是在纽约华尔街,以及与它们有联系的投资基金机构及私募基金当中,这种恐慌情绪更甚,因为他们曾向墨西哥政府提供贷款,并以股票、债券的形式向这个国家投资500亿美元。

其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及财政部官员全都放弃休假,全力应付这场金融危机。尽管克林顿政府在1月12日宣布与墨西哥的财政双边决定,美国将以高达400亿美元的信贷保障援助墨西哥,没想到这一决定宣布之后,全球陷入一种谁也没有料到的可怕境地:在全世界所有重要的交易所,从新加坡、伦敦直至纽约,几十种货币同时陷入巨大贬值压力之下,人们纷纷抛出债券、股票购买美元。墨西哥耗尽了最后一点外汇储备,哀叹国家就要完了,并再次向美国求助。克林顿政府在得不到国会再次承诺之下,只好拿出应急的总统基金全部家当200亿美元,并再向IMF求援,请他们拿出177亿美元,与美国共同援助墨西哥,这样才算是终止了墨西哥这次地狱之旅,挽救了世界金融市场。

这场危机距今已逾20年,30多岁的青年人早就不记得曾有过这场危机。但经历过那场危机的人还在。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当然也是那场危机的见证者,正因如此,他在美国之音记者问他“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这一问题之时,才会回答说:“不会。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很难”(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

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被记者包围(2016年3月22日)

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被记者包围(2016年3月22日)

讲这个20多年前的旧故事,是想说明一点:当年克林顿政府拯救墨西哥之时,竭尽美国与IMF之力,只能筹集不到400亿美元。假如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的货币维稳失败,将如克鲁格曼所言,倾全球之力也无法相救,这就是美国财政部与IMF对中国控制人民币汇率持正面评价的原因。

美国之音

社论: 2017年中国经济 处处隐伏金融危机|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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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中国股市在元旦后开市,发生“熔断风暴”,导致股灾,并引发全球股市一波抛售潮。2017年即将到来,新一年中国股市是否重蹈覆辙,再爆发金融风暴,全球都在关注。

2016-12-25

熔断风暴爆发,导火线是人民币汇价下跌,中国政府设立熔断机制,目的是稳定汇价,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限在一个跌幅之内,如果跌幅超过下限,就会跌止交易,阻止股市继续下跌。当时人民币汇价下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2015年12月16日宣布升息,那是美国九年来第一次升息,强势美元推低人民币汇价;二是人民币贬值导致资金外流,资金大举外逃不利经济,再进一步推低汇价。

现在情况与年初相似:美国12月14日宣布十年来第二次升息,人民币汇价也持续下跌,中国资金仍大幅外逃。眼前金融不稳定性,正是本月中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的主要议题。习近平主席在会中下达“求稳”和“避险”的方针,特别强调“要将防控风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以及“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种避险政策显然与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有关。

我们稍回顾熔断风暴以来的中国金融情况,就可知习近平要求避险的原因。一,人民币汇价:过去五个月跌了5%,单是11月就跌了1.6%;美国联准会暗示,2017年还会再升息两至三次,美元将在川普上台的第一年持续保持强势。二,资金外逃:今年第二季中国外移资金达985亿美元,第三季达破纪录的2070亿美元;11月中国外汇储备减少690亿,储备减至3.05兆(万亿)美元,比2014年春天4兆整整少了1兆美元。

上述数字反映中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也是习近平强调要避险的基本原因。但人民币汇价续跌和资金外逃,只是最明显的不稳定因素,不足显示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就算稳住人民币汇价和减少资金外逃,也不足以“充分避险”,因为还有其他因素,随时可能爆发,导致金融风暴。

最近爆发的“公司债”倒债潮,是最佳例子。本月20日,中国最大金融商品交易平台“蚂蚁金服”宣布,1万3000名投资者可能得不到他们所购买的“公司债券”的收益回报,倒债款项达4500万美元。

所谓“公司债券”,是中国新经济的重要筹集资金手段,企业可发行债券,包括一般民众在内的投资者都可购买;这种集资占全国借贷的一半,远比股市重要。蚂蚁金服是一个网上平台,也是阿里巴巴“支付宝”(电子付帐服务)的处理平台;这个平台推出大批金融商品,包括公司债券、基金、保险、甚至个人对个人的贷款等,像一个“金融超市”,消费者只要在网上按两下,就可完成买卖。

20日宣布的违约事件,涉及广东惠州手机制造商“侨兴集团”,该公司于两年前利用蚂蚁金服发行1.66亿美元公司债券,这批债券本月15日到期,按交易规定,应支付7.3%“年收益率”给投资者,但其中的4500万美元却届期而无力偿还。无力偿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公司债收益率高,而且近来大涨,例如侨兴集团债券的利率7.3%,比银行存款利率多一倍;五年期和十年期的“政府债券”收益率最近暴涨0.7%,升高至3.34%。二是中国政府突然在年底收紧信贷,使企业难以借到款项。

政府信贷政策对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今年初熔断风暴后,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政府于是推出刺激经济措施,“大开水喉”放宽信贷,让企业容易借贷,但进入下半年又开始收紧信贷,企业借贷变得困难,以致出现资金周转不灵。今年“公司债”违约倒债事件已发生55起,比2015年的24起多了一倍有余。

2017年是中国政治转变的一年,中共19大将召开,新一届政府将上台,习近平要求避免经济风险,这是他给经济设的政治目标,但新一年真能避免爆发金融风暴吗?在求稳政策下,中国新一年GDP成长预计会保持6.7%左右,人民币汇价也不会出现一次性大贬值,但仍会缓慢持续下跌,国企和僵尸企业改革则会延后推动。种种求稳措施,却不能保证不爆发金融风暴,因为可能导致波动的因素很多,况且川普威胁贸易战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明年中美经济的风险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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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2017中国预测: 经济将持续落底|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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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共召开一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每年年底的这次会议,都是对过去的一年的经济工作的总结,也会提出下一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关于中共的经济政策,这个会议是最重要的观察点之一。

2016-12-22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提出了2017年经济工作的“四大任务”,即:1. 去产能,去库存,去槓杆,降成本,补短板;2.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振兴实体经济;4.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这四大任务中,1,3,4三项,其实都是一年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过的。为甚麽现在要再一次提出呢?这至少表明两点:第一,经过2016年一年的努力,前述三项任务并未完成,经济的继续推进遇到瓶颈,尤其是去产能的部分未能完成,反映出的,是一度讲得轰轰烈烈的“一带一路”政策并未有明显效果;第二,面对经济持续下滑,金融危机逐渐迫近,外汇储备缩水,国际环境恶化的局面,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经济决策层根本想不出什麽更好的办法,只好老调重弹;唯一与去年不同的所谓农业结构性改革的部分,用的也是“供给侧改革”这样的旧名词,习近平和他的智囊显然已经江郎才尽。

展望2017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持续落底,GDP增长速度将继续缓步下滑。原因在于:第一,资金外逃会越来越严重,这一点从最近中共宣布大型跨国企业只能把相当于在中国资产的30%汇出的进一步资金管制措施就可以反证;资金外逃不仅会影响企业信心,也会对亟须扩大的基本建设投资产生失血效应;第二,中国已经回到用举债等扩大投资的方式确保经济成长的老路上,这造成过去五年积累的债务已经相当于经济产值的60%;美元近日已经升息一次,已经导致中国股市,汇市,债市一齐大幅下跌,外界预计2017年美元还将继续升息三次,这不仅会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会加快债务泡沫的破裂;第三,造船,钢铁,煤炭,水泥,和有色金属等行业存在着大量的殭尸企业,地方政府出于保护就业和税收的考虑,长期通过银行贷款输血维持这些企业,使得他们的负债率越来越高。近几年,中国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滚雪球般迅勐增长,如果不能得到合理处置,银行高速增长的不良资产有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引爆点。目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共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债转股,但其效果只能是短期的,因为这会使得很多殭尸企业获得继续活下去的可能性。同时,债转股也可能使得企业更大胆地借贷,在债务扩张上越走越远。

以上三个以及其他更多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实还都是表面上,浅层次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会持续下滑,主要的依据还是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缺乏政治发展的配合。要知道,在中国,没有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经济是跟政治紧密联繫在一起的,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中的“特色”两个字的含义。中国经济要想继续成长,必须进行从投资拉动型到消费和技术创新拉动型的模式转换,但是,政府行政权力过大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政府权力控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必然是投资拉动型的经济。换句话说,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和制约政府的权力,而这,就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幸的是,政治改革,是中共最大的禁忌。而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的模式转换就不可能出现,中国经济就无法突破困境。我确信中共不会主动进行政治改革,因此,从逻辑上推演就可以知道,经济发展也只能在旧有框架中打转。

这样的经济,怎麽可能继续健康持续地增长呢?

自由亚洲

林傲霜: 白骨堆上的“中国速度”——从江西丰城特大事故说起|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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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该事故的罪魁祸首就是为了要创造“中国速度”向党献礼。领导为业绩,为邀功,拿工人生命如儿戏,当赌注去冒险蛮干,终至酿成大祸。

2016-12-1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本是用来形容一个将帅的成功是靠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没想到却成为当今中国大陆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的广大工人群众以其悲惨命运成就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写照。

2016年11月24日,也就是世界上亿万人正在高高兴兴庆祝感恩节的这一天,早上7点刚过,江西丰城电厂三期工程在建项目,突然如天崩地裂般一声巨响,一处冷却塔施工平桥吊忽然坍塌,接着更造成横板混凝土通道坍塌。顿时,混凝土板自天而下,血肉横陈,惨不忍睹。据《新京报》记者从丰城市委宣传部获悉,截至当晚22时,确认事故现场已74人死亡,2人受伤。七十多条年轻鲜活的生命瞬间命丧黄泉,他们背后七十多个家庭瞬间也如天塌地陷全部陷入无助绝望的深渊中。这场惨剧将令多少人痛不欲生!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首先是因为发生事故时,正值早、晚两班交接时,按技术操作规程规定,应是晚班撤出后,早班才能上。可是领导近日开了动员大会,硬性规定:要“奋战一百天”,拿出“中国速度”,在年底圆满完工,向党、向2017新年献厚礼。于是,施工单位只能让工人违反操作规程,来个“连轴转”,“三班倒”无间断施工。而更要命的是,为了赶时间,当“砼”(即钢筋混凝土)在凝固过程中还未达到规定的强度时,便提前进行拆模翻板,加之两个班次的人都聚在上面,于是砼因承受不住压力,从70米高空坠落,导致早、晚两班工人“全军覆没”的惊天大悲剧。

归根到底,该事故的罪魁祸首就是为了要创造“中国速度”向党献礼。领导为业绩,为邀功,拿工人生命如儿戏,当赌注去冒险蛮干,终至酿成大祸。

这样的事故在中国绝非偶然,而属于频发事件。1979年11月25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中,冒险蛮干,终至船体翻沉,造成72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达3700多万元。2012年2月20日鞍钢铸钢厂在浇注10多米的特大铸件时,违反技术流程违规操作,造成钢水喷爆,致13人死亡,17人受伤。2015年天津港“8∙12”爆炸事故,造成165人遇难,8人失踪,79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68.66亿;事故原因是该企业为追求效益,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国的矿难更是举世闻名,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曾年近7000人。以2005年为例,中国生产百万吨煤炭的矿工死亡率约为美国的140倍,是印度的14倍左右,煤炭生产总量占全世界的37%,但事故死亡人数则占全球的80%。2004年10月河南大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48人遇难。2009年2月山西古交县屯兰矿瓦斯爆炸,最终导致74人死亡。其原因很简单,就是肇事企业只求利润,不顾工人死活。

此次造成丰城电厂事故,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煤炭过剩,政府号召使用电能,于是自2015年大陆兴起建电厂的高潮。谁知到2016年风云突变,电力也过剩,于是正在兴建的电厂纷纷下马。江西丰城电厂为了保住自己的项目,因此加快进度,让生米煮成熟饭,使电厂在被砍掉之前,就运转起来。为此,该企业才加时加班,违章施工,

于是,70多条性命便为了这种“中国速度”而买单。

丰城电厂事故是中国人的人权现实状况的一幕。被中国政府、媒体

吹得天花乱坠的“中国速度”,实则是建立在中国劳动者的血汗、白骨之上。“中国速度”染红了大批官员的红顶子,也是中国政府在全世界炫耀的招牌,但是其后面则是数亿工人的血汗和生命。

在“中国速度”下,还有另一大隐患,就是无处不在的“豆腐渣工程”。众所周知,四川汶川大地震,倒塌校舍近7000间,导致5300多学生死亡,而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倒塌的大部分校舍是豆腐渣工程。

在中国,每次重大事故发生之后,总是有一场政治秀奇葩: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某位领导人作重要指示、某领导亲至现场视察……于是“丧事”就办成了“喜事”:评出这个救灾英雄,表彰那位抢险模范,于是遇难家属也“情绪稳定”了——亲人死了就好像打烂个茶杯似的稀松平常,官员们纷纷前来慰问,在电视镜头前民众连连感谢党和政府,全国上上下下一齐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政府对事故肇事官员,大都是尽量开脱,即使处罚也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判两三年缓刑,就算“重”的了,更轻的则是记过、党内警吿等等;被撤职的官员也常常是隔两年又复出,不过是从甲地调到乙地……

所谓“中国速度”,其动力是官员们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或“赶工期”创业绩,或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如“红五月”献礼、“七一”献礼、“十一”向祖国献礼、元旦献礼……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官员自己的仕途,而亿万工人的生命则是他们的垫脚石,这就是中国“伟大的工人阶级”人权现状真实的情景——可谓是“鲜血染艳红顶子,白骨堆成白玉堂”!

2016年11月28日完稿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97期  2016年11月25日—12月8日)

人权双周刊

 

習近平执政下, 中国经济决策发生了致命变化?|德国之声中文网

11.jpg有美国学者提出:习近平上台以来,经济大权被从国务院转移至党中央,这造成了中南海南院与北院间的不和,影响了中国改革进程,也给中国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让我们来聚焦北京经济决策过程及其影响。

2016-10-23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将于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目前外界关注的焦点是涉及未来人事变动的权力格局,以及中国经济的下一步改革与转型。

对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诺顿(Barry Naughton)来说,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这位美国学者在一份关于”中央经济决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习近平显著地将经济决策从政府收归于共产党,自己对关键经济政策进行最终拍板”。

大权集于一身 

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除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外,还是”军委联指总指挥”(总司令),此外他身兼7个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香港政论家林和立告诉德国之声,习近平在经济方面抓权表现很明显。”在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的时代,中国对于经济方面的最高决定权在于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而从赵紫阳开始,该小组的组长通常是国务院总理。可是习近平在十八大上台以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就变成了习近平,李克强任副组长,这是一件事”。此外,新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涉及的明显多是国务院总理职责,而组长也是习近平。

与此同时,他也提到了其他的一些事例。”今年5月8日,《人民日报》就经济决策问题采访了一位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没有用真名,但很多人后来发现接受采访的是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刘鹤。在访问中,刘鹤批评了国务院的经济决策。”

林和立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决策是两套班子,”一套是党为中心,也就是习近平,另一套是国务院为中心,也就是李克强,而主导权明显在于习近平”。

为何会出现这种决策转移?

德国发展协会的亚洲经济问题专家菲舍尔(Doris Fischer)教授也观察到了北京经济决策方面的权力转移,并分析了其背后可能的原因。

她表示,领导人换届已经过去四年了,当时就很明显,此前十年、十五年里的中国经济模式不可能持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改变。

“习近平塑造强人形象,一方面是出于权斗;此外,在过渡时期还能感觉到,国家本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需要管的事情,然而实际上,却像以往一样,管了很多本来不需要管的事情。……在换届时,北京政府自己也深知,经济体制存在问题,需要改革,认为需要更强的领导层、更多集权、更多管控,来解决问题。

菲舍尔表示,集权一方面恐怕并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自相矛盾的 “,她将些矛盾称为”政治体制的代价”。

她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中央)说想在社会中大力鼓励和支持企业界和创新,然而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层面上,却加强了党对言论自由、媒体和教育体系等等的管控,这两者在我们看来,并不相符、并不配套。”

China Personenkult Teller mit Bild von Präsident Xi Jinping (picture-alliance/AP Photo/A. Wong)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习近平上台后,毛时代的领袖崇拜有卷土重来之势

重返毛时代?

在一些分析家眼中,习近平的执政充满了”毛时代”色彩,北京的权力架构也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文革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看来,确实从各个方面来看,党都加强了控制,也形成了党在经济领域的决策主导权。他对德国之声说,”这个有向过去体制回归的迹象,但不好说是’文革期间’。文革时党主导一切,……那时候指导经济工作主要是国务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而大跃进时期则例外,那时毛泽东抛开党组织,经济方面也是一切听从他的指挥。现在这种情况很难说是党的专政,而只能说是领袖专政,个人专政”。

谈到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六中全会时,林和立也表示,”中心就是拥护习近平”。”除了宣布新的反腐败举措外,也会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核心权力。过去3年,常提到要遵守政治规矩,而什么是遵守政治规矩呢?就是拥护习近平。还有一个新说法’不可以妄议中央’,主题就是要听习的指挥,不允许批评习。”

中南海南院北院之争?

在国务院总理的权力被限制、甚至被部分架空的情况下,外界关于习李不和的传言不断。《华尔街日报》今年7月曾报道称,习近平与李克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文章援引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诺顿称,”李克强被放在了一个无能为力的位置上,而经济决策已经完全被转移到习近平手中,李克强对此一定不满意,两人之间的关系很难维系”。

香港学者林和立也认同这种观点。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提到:”大约十天前,北京召开了一场很重要的关于国企、央企的会议,李克强因为正在澳门访问而没有出席。还有其他例子,很多重要的经济会议都是李克强不在北京的时候,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这不是寻常的情况。”

China Abschluss Parteitag KP (Reuters) 10月24日,中共18届六中全会召开,习李关系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对于中国经济和改革的影响

在经济学者胡星斗看来,外面猜测”中南海南院北院有分歧,或者说,党的系统和国务院系统有争议,这个我们是无法确定、无法证实的,不过高官之间有分歧也是正常的”。他表示, 关键在于党或者政府领导人是否懂经济、懂科学规律、懂现代文明。

“我觉得如果这些他都懂,其实谁来抓都差不多。比如俄罗斯的体制、法国,还有美国,都是大事总统说的算。对于中国来说,没有明确说是党总书记说的算,还是国务院总理说的算,关键是谁懂经济、谁能把中国经济引导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胡星斗表示,就怕不懂经济,最后把中国经济越弄越糟,弄得社会民怨四起,这就成了真正的问题。

香港学者林和立的表述则更加直白。”(对经济)影响当然是负面的。习近平个人对于经济不是太熟,而且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倾向保守,而他在经济方面也是比较保守的–因为要巩固共产党领导经济的权力。在这个前提下,很难做出很多倾向于市场的改革。李克强主要是主张市场力量主导经济发展的,这个习近平是不同意的。”

早在2015年3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就曾发表名为《在波浪中航行: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决策》的报告,称习近平上台后的大权独揽赋予了他推动改革的资源,然而这无法确保习近平和目前中国的决策者能在经济波浪中稳步前行,而”习近平的这种集权与他所提出的经济改革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华尔街日报》7月的那篇报道还援引中国国资委的一名高官称,”上面没有明确的指示”,”大家都等着看别人怎么做”,结果是”无所作为”。而诺顿则在其报告中表示,习近平在经济上的抓权”导致政策无法得到充分指定和落实,也导致政策承诺的不稳定、不一贯”,这让地方官员在落实时过于束手束脚、谨小慎微。

林和立认为,上述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这个对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很不利的,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上台4年以来,我们没有看到什么重要的市场化经济改革。”

China Lianyungang Bau des Atomkraftwerk (Imago/China Foto Press) 经济学者菲舍尔说,中国国内的经济气氛很糟糕

高增长不代表经济健康

 

诺顿在报告中还提出不清楚中国当权者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评估经济决策的,而年增长率不低于6.5%这样”完全肆意的标准影响着经济决策的质量”。

德国经济专家菲舍尔也认为,特定的增长数字是很肆意的指标,并称”这种肆意性也可以从这一点中看出来:中国政府每次下调经济增长率是都只有0.5%。……如果有6.5%的增长率,这个增长就是健康的吗?”她表示,很难衡量哪些是好的指数。从投资人、民众、毕业生、外企等社会不同阶层者的角度出发,看法也会不同。”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胡星斗表示,”传统来说,中国经济决策的评价标准就是经济增速、财政收入这些硬指标。现在,无论是中央还是国务院都试图加入一些其他的考核指标。比如,环境、犯罪率、每万人病床数、学生就业率等等,然而现实中很难确定这些指标是否真被纳入考核中、得到落实。因为中国缺乏行政公开、施政透明的制度,也缺乏媒体监督问责制度”。

菲舍尔则明确指出,对于中国国内的经济气氛而言,GDP数字是一个比较差的指标。”对于(好的)气氛而言,重要的是人们敢于投资,敢于进行创新,敢于去消费,不把钱转移到国外,相信体制会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国内的气氛很糟糕,要比GDP的数字糟糕得多。”

德国之声